最近,我校借口新冠检测阳性生肉流入我市,对外卖展开了衷 情 作 战。
我不点外卖,但出于一点义愤,我还是在 QQ 空间吐槽了一下:我市生肉阳性,但这些生肉当真流入了学校周边地区?即使流入了学校周边地区,又凭什么不流入学校?就算进了周边而未进学校,那么学校又为什么不限制教师、学生出入而只是限制外卖?
今天去上课经过一个法学院的宿舍,有同学被四五个空输(我们对保安的称呼,下同)围着,显然是在同空输理论。我路过的时候听他说:“学校不是 xxxx,没有行政处罚权。” 空输们回应:“你是觉得我们在搞行政处罚吗?”
“离上课时间不久了。” 我给自己明显加快的脚步找借口。然而其实我也明白:就算不用上课,我也不会久留。高中以前,特别是初中时的我也许会留下来替这个同学说话,但高一以后我就莫名有了躲避争执的习惯,终于落得现在 “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的处境。不过我每次回避时,心中总带着某种无力感,后来又有了罪感。这次自然也不例外。我带着无力感与罪感离开了他们。
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也就是我尚有这无力感与罪感。我想。但身边的人却议论起这位同学来了:
“…… 还能是怎么回事?被抓外卖了呗。”
“抓外卖还抓学生吗?人家可能就是出来说话的呢?”
“要不要去拍照录像?”
“那有种你去啊。”
……
听到这几句对话时我是愤怒的。我总以为用这么轻松的语气去谈论别人的苦难或牺牲是极不对的,倘若又以之获取利益,则是更为我们所辱骂唾弃的 “人血馒头”。
但那种无力感和罪感又很快折磨起我来:自以为高贵的我,以比普通人多一点点的良心与闲心为砖石,把自己垫高出普通人的行伍。可从外部视角来看,除了紧缩的眉头和间或的叹气,我与冷漠者们别无二致。为我所愤怒的那二人反而与我和冷漠者有清晰的界线,因为这二人议论起了这事件,从而参与了这事件。而我却只是个路人,连旁观者都算不上。
再说说这位与空输理论的学生,虽然显得幼稚,却在积极地运用着自己知道的一点知识。我呢?我能说什么?和他说:“学校搞衷情作战的基础是学生对学校的依附关系” 么?说 “学校相对学生稀缺因而掌握主导权”么?说“一旦他们掌握政权,就颁布法令 —— 比如说,把利息调至一厘,却丝毫不顾及决定利息的经济规律” 么?
他的学问不如我的深刻、不如我的触及根本,这是当然的。我的理论对他的问题是超越性的,这却也是确凿的。一个超越性的理论无助于现状,只能给我逃避现状的借口。
那些可以拿来入世、经世的理论呢?应用它们能得到什么结果,那个超越性的理论早就告诉了我,现实也不止一次证实了理论的预言。
拿着超越性理论的人注定只能做个旁观者甚至路人,可这个超越性的理论与其它超越性理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它要求人们别做旁观者和路人。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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