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十九世纪初期欧美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在欧美各国（2024.4.17）（2024.4.24）（2024.5.8）

浪漫主义的兴起、条件与特征 ↩

鲁迅《摩罗诗力说》

原版: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

——尼佉

一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使举国人所习闻，最适莫如天竺。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夐，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Kalidasa）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诗宗瞿提（W．vonGoethe），至崇为两间之绝唱。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次为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特在以色列族，则止耶利米（Jeremiah）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赫，耶路撒冷遂隳，而种人之舌亦默。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而下，无赓响矣。复次为伊兰埃及，皆中道废弛，有如断绠，灿烂于古，萧瑟于今。若震旦而逸斯列，则人生大戬，无逾于此。何以故？英人加勒尔（Th．Carlyle）曰，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DanteAlighieri），彼有意语。大俄罗斯之札尔，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能辖大区，行大业。然奈何无声？中或有大物，而其为大也喑。（中略）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有但丁者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

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殆以此欤？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Shakespeare），即加勒尔所赞扬崇拜者也。顾瞻人间，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若渊默而无动者，独前举天竺以下数古国而已。嗟夫，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则取以供览古之人，使摩挲咏叹而外，更何物及其子孙？否亦仅自语其前此光荣，即以形迩来之寂寞，反不如新起之邦，纵文化未昌，而大有望于方来之足致敬也。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阑之奴性；有漫为国歌者亦然。盖中国今日，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夫二国与震旦究孰劣，今姑弗言；若云颂美之什，国民之声，则天下之咏者虽多，固未见有此作法矣。诗人绝迹，事若甚微，而萧条之感，辄以来袭。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非然者，口舌一结，众语俱沦，沉默之来，倍于前此。盖魂意方梦，何能有言？即震于外缘，强自扬厉，不惟不大，徒增欷耳。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虽未生以前，解脱而后，或以其声为不足听；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以语平和之民，则言者滋惧。

二

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观之天然，则和风拂林，甘雨润物，似无不以降福祉于人世，然烈火在下，出为地囱，一旦偾兴，万有同坏。其风雨时作，特暂伏之见象，非能永劫安易，如亚当之故家也。人事亦然，衣食家室邦国之争，形现既昭，已不可以讳掩；而二土室处，亦有吸呼，于是生颢气之争，强肺者致胜。故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战斗，渐进于文明矣，化定俗移，转为新懦，知前征之至险，则爽然思归其雌，而战场在前，复自知不可避，于是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区，或迟之不可计年以后。自柏拉图（Platon）《邦国论》始，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几何人。虽自古迄今，绝无此平和之朕，而延颈方来，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间进化之一因子欤？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盖古民曼衍播迁，其为争抗劬劳，纵不厉于今，而视今必无所减；特历时既永，史乘无存，汗迹血腥，泯灭都尽，则追而思之，似其时为至足乐耳。傥使置身当时，与古民同其忧患，则颓唐侘傺，复远念盘古未生，斧凿未经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且更为忖度其言，又将见古之思士，决不以华土为可乐，如今人所张皇；惟自知良懦无可为，乃独图脱屣尘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堕于虫兽，而已身以隐逸终。思士如是，社会善之，咸谓之高蹈之人，而自云我虫兽我虫兽也。其不然者，乃立言辞，欲致人同归于朴古，老子之辈，盖其枭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苓落，世界之内，实例至多，一览古国，悉其信证。若诚能渐致人间，使归于禽虫卉木原生物，复由渐即于无情，则宇宙自大，有情已去，一切虚无，宁非至净。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柏拉图建神思之邦，谓诗人乱治，当放域外；虽国之美污，意之高下有不同，而术实出于一。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虽然，上极天帝，下至舆台，则不能不因此变其前时之生活；协力而夭阏之，思永保其故态，殆亦人情已。故态永存，是曰古国。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第此亦不能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夫心不受撄，非槁死则缩朒耳，而况实利之念，复煔煔热于中，且其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则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又必然之势矣，此亦古哲人所不及料也。夫云将以诗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闻者或哂其迂远乎；而事复无形，效不显于顷刻。使举一密栗之反证，殆莫如古国之见灭于外仇矣。凡如是者，盖不止答击縻系，易于毛角而已，且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创痛少去，即复营营于治生，活身是图，不恤污下，外仇又至，摧败继之。故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

千八百有六年八月，拿坡仑大挫普鲁士军，翌年七月，普鲁士乞和，为从属之国。然其时德之民族，虽遭败亡窘辱，而古之精神光耀，固尚保有而未隳。于是有爱伦德（E．M．Ar－ndt）者出，著《时代精神篇》（GeistderZeit），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繇之音，国人得之，敌忾之心大炽；已而为敌觉察，探索极严，乃走瑞士。递千八百十二年，拿坡仑挫于墨斯科之酷寒大火，逃归巴黎，欧土遂为云扰，竞举其反抗之兵。翌年，普鲁士帝威廉三世乃下令召国民成军，宣言为三事战，曰自由正义祖国；英年之学生诗人美术家争赴之。爱伦德亦归，著《国民军者何》暨《莱因为德国大川特非其界》二篇，以鼓青年之意气。而义勇军中，时亦有人曰台陀开纳（TheodorKörner），慨然投笔，辞维也纳国立剧场诗人之职，别其父母爱者，遂执兵行；作书贻父母曰，普鲁士之鹫，已以鸷击诚心，觉德意志民族之大望矣。吾之吟咏，无不为宗邦神往。吾将舍所有福祉欢欣，为宗国战死。嗟夫，吾以明神之力，已得大悟。为邦人之自由与人道之善故，牺牲孰大于是？热力无量，涌吾灵台，吾起矣！后此之《竖琴长剑》（LeierundSchwert）一集，亦无不以是精神，凝为高响，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然时之怀热诚灵悟如斯状者，盖非止开纳一人也，举德国青年，无不如是。开纳之声，即全德人之声，开纳之血，亦即全德人之血耳。故推而论之，败拿坡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然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德法二国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剥；示其内质，冀略有所悟解而已。此篇本意，固不在是也。

三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此他丽于文章能事者，犹有特殊之用一。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閟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昔爱诺尔特（M．Arnold）氏以诗为人生评骘，亦正此意。故人若读鄂谟（Homeros）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

顾有据群学见地以观诗者，其为说复异：要在文章与道德之相关。谓诗有主分，曰观念之诚。其诚奈何？则曰为诗人之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遍观念之一致。得诚奈何？则曰在据极溥博之经验。故所据之人群经验愈溥博，则诗之溥博视之。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故诗与道德之相关，缘盖出于造化。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非如是者，必与群法僢驰。以背群法故，必反人类之普遍观念；以反普遍观念故，必不得观念之诚。观念之诚失，其诗宜亡。故诗之亡也，恒以反道德故。然诗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则曰，暂耳。无邪之说，实与此契。苟中国文事复兴之有日，虑操此说以力削其萌蘖者，当有徒也。而欧洲评骘之士，亦多抱是说以律文章。十九世纪初，世界动于法国革命之风潮，德意志西班牙意太利希腊皆兴起，往之梦意，一晓而苏；惟英国较无动。顾上下相迕，时有不平，而诗人裴伦，实生此际。其前有司各德（W．Scott）辈，为文率平妥翔实，与旧之宗教道德极相容。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此言始于苏惹（R．Southey），而众和之；后或扩以称修黎（P．B．Shelley）以下数人，至今不废。苏惹亦诗人，以其言能得当时人群普遍之诚故，获月桂冠，攻裴伦甚力。裴伦亦以恶声报之，谓之诗商。所著有《纳尔逊传》（TheLifeofLordNelson）今最行于世。

《旧约》记神既以七日造天地，终乃抟埴为男子，名曰亚当，已而病其寂也，复抽其肋为女子，是名夏娃，皆居伊甸。更益以鸟兽卉木；四水出焉。伊甸有树，一曰生命，一曰知识。神禁人勿食其实；魔乃半侂蛇以诱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识。神怒，立逐人而诅蛇，蛇腹行而土食；人则既劳其生，又得其死，罚且及于子孙，无不如是。英诗人弥耳敦（J．Milton），尝取其事作《失乐园》（TheParadiseLost），有天神与撒但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撒但为状，复至狞厉。是诗而后，人之恶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然为基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亚当夏娃既去乐园，乃举二子，长曰亚伯，次曰凯因。亚伯牧羊，凯因耕植是事，尝出所有以献神。神喜脂膏而恶果实，斥凯因献不视；以是，凯因渐与亚伯争，终杀之。神则诅凯因，使不获地力，流于殊方。裴伦取其事作传奇，于神多所诘难。教徒皆怒，谓为渎圣害俗，张皇灵魂有尽之诗，攻之至力。迄今日评骘之士，亦尚有以是难裴伦者。尔时独穆亚（Th．Moore）及修黎二人，深称其诗之雄美伟大。德诗宗瞿提，亦谓为绝世之文，在英国文章中，此为至上之作；后之劝遏克曼（J．P．Eckerman）治英国语言，盖即冀其直读斯篇云。《约》又记凯因既流，亚当更得一子，历岁永永，人类益繁，于是心所思惟，多涉恶事。主神乃悔，将殄之。有挪亚独善事神，神令致亚斐木为方舟，将眷属动植，各从其类居之。遂作大雨四十昼夜，洪水泛滥，生物灭尽，而挪亚之族独完，水退居地，复生子孙，至今日不绝。吾人记事涉此，当觉神之能悔，为事至奇；而人之恶撒但，其理乃无足诧。盖既为挪亚子孙，自必力斥抗者，敬事主神，战战兢兢，绳其祖武，冀洪水再作之日，更得密诏而自保于方舟耳。抑吾闻生学家言，有云反种一事，为生物中每现异品，肖其远先，如人所牧马，往往出野物，类之不拉（Zebra），盖未驯以前状，复现于今日者。撒但诗人之出，殆亦如是，非异事也。独众马怒其不伏箱，群起而交踶之，斯足悯叹焉耳。

四

裴伦名乔治戈登（GeorgeGordon），系出司堪第那比亚海贼蒲隆（Burun）族。其族后居诺曼，从威廉入英，递显理二世时，始用今字。裴伦以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十二岁即为诗；长游堪勃力俱大学不成，渐决去英国，作汗漫游，始于波陀牙，东至希腊突厥及小亚细亚，历审其天物之美，民俗之异，成《哈洛尔特游草》（ChildeHaroldsPilgrimage）二卷，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次作《不信者》（TheGiaour）暨《阿毕陀斯新妇行》（TheBrideofAbydos）二篇，皆取材于突厥。前者记不信者（对回教而言）通哈山之妻，哈山投其妻于水，不信者逸去，后终归而杀哈山，诣庙自忏；绝望之悲，溢于毫素，读者哀之。次为女子苏黎加爱舍林，而其父将以婚他人，女偕舍林出奔，已而被获，舍林斗死，女亦终尽；其言有反抗之音。迨千八百十四年一月，赋《海贼》（TheCorsair）之诗。篇中英雄曰康拉德，于世已无一切眷爱，遗一切道德，惟以强大之意志，为贼渠魁，领其从者，建大邦于海上。孤舟利剑，所向悉如其意。独家有爱妻，他更无有；往虽有神，而康拉德早弃之，神亦已弃康拉德矣。故一剑之力，即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权力若具，即用行其意志，他人奈何，天帝何命，非所问也。若问定命之何如？则曰，在鞘中，一旦外辉，彗且失色而已。然康拉德为人，初非元恶，内秉高尚纯洁之想，尝欲尽其心力，以致益于人间；比见细人蔽明，谗谄害聪，凡人营营，多猜忌中伤之性，则渐冷淡，则渐坚凝，则渐嫌厌；终乃以受自或人之怨毒，举而报之全群，利剑轻舟，无间人神，所向无不抗战。盖复仇一事，独贯注其全精神矣。一日攻塞特，败而见囚，塞特有妃爱其勇，助之脱狱，泛舟同奔，遇从者于波上，乃大呼曰，此吾舟，此吾血色之旗也，吾运未尽于海上！然归故家，则银釭暗而爱妻逝矣。既而康拉德亦失去，其徒求之波间海角，踪迹杳然，独有以无量罪恶，系一德义之名，永存于世界而已。裴伦之祖约翰，尝念先人为海王，因投海军为之帅；裴伦赋此，缘起似同；有即以海贼字裴伦者，裴伦闻之窃喜，则篇中康拉德为人，实即此诗人变相，殆无可疑已。越三月，又作赋曰《罗罗》（Lara），记其人尝杀人不异海贼，后图起事，败而伤，飞矢来贯其胸，遂死。所叙自尊之夫，力抗不可避之定命，为状惨烈，莫可比方。此他犹有所制，特非雄篇。其诗格多师司各德，而司各德由是锐意于小说，不复为诗，避裴伦也。已而裴伦去其妇，世虽不知去之之故，然争难之，每临会议，嘲骂即四起，且禁其赴剧场。其友穆亚为之传，评是事曰，世于裴伦，不异其母，忽爱忽恶，无判决也。顾窘戮天才，殆人群恒状，滔滔皆是，宁止英伦。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谤毁，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析者。东方恶习，尽此数言。然裴伦之祸，则缘起非如前陈，实反由于名盛，社会顽愚，仇敌窥覗，乘隙立起，众则不察而妄和之；若颂高官而厄寒士者，其污且甚于此矣。顾裴伦由是遂不能居英，自曰，使世之评骘诚，吾在英为无值，若评骘谬，则英于我为无值矣。吾其行乎？然未已也，虽赴异邦，彼且蹑我。已而终去英伦，千八百十六年十月，抵意太利。自此，裴伦之作乃益雄。

裴伦在异域所为文，有《哈洛尔特游草》之续，《堂祥》（DonJuan）之诗，及三传奇称最伟，无不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一曰《曼弗列特》（Manfred），记曼以失爱绝欢，陷于巨苦，欲忘弗能，鬼神见形问所欲，曼云欲忘，鬼神告以忘在死，则对曰，死果能令人忘耶？复衷疑而弗信也。后有魅来降曼弗列特，而曼忽以意志制苦，毅然斥之曰，汝曹决不能诱惑灭亡我。（中略）我，自坏者也。行矣，魅众！死之手诚加我矣，然非汝手也。意盖谓己有善恶，则褒贬赏罚，亦悉在己，神天魔龙，无以相凌，况其他乎？曼弗列特意志之强如是，裴伦亦如是。论者或以拟瞿提之传奇《法斯忒》（Faust）云。二曰《凯因》（Cain），典据已见于前分，中有魔曰卢希飞勒，导凯因登太空，为论善恶生死之故，凯因悟，遂师摩罗。比行世，大遭教徒攻击，则作《天地》（HeavenandEarth）以报之，英雄为耶彼第，博爱而厌世，亦以诘难教宗，鸣其非理者。夫撒但何由昉乎？以彼教言，则亦天使之大者，徒以陡起大望，生背神心，败而堕狱，是云魔鬼。由是言之，则魔亦神所手创者矣。已而潜入乐园，至善美安乐之伊甸，以一言而立毁，非具大能力，曷克至是？伊甸，神所保也，而魔毁之，神安得云全能？况自创恶物，又从而惩之，且更瓜蔓以惩人，其慈又安在？故凯因曰，神为不幸之因。神亦自不幸，手造破灭之不幸者，何幸福之可言？而吾父曰，神全能也。问之曰，神善，何复恶邪，则曰，恶者，就善之道尔。神之为善，诚如其言：先以冻馁，乃与之衣食；先以疠疫，乃施之救援；手造罪人，而曰吾赦汝矣。人则曰，神可颂哉，神可颂哉！营营而建伽兰焉。卢希飞勒不然，曰吾誓之两间，吾实有胜我之强者，而无有加于我之上位。彼胜我故，名我曰恶，若我致胜，恶且在神，善恶易位耳。此其论善恶，正异尼佉。尼佉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之冤谥。故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人谓神强，因亦至善。顾善者乃不喜华果，特嗜腥膻，凯因之献，纯洁无似，则以旋风振而落之。人类之始，实由主神，一拂其心，即发洪水，并无罪之禽虫卉木而殄之。人则曰，爰灭罪恶，神可颂哉！耶彼第乃曰，汝得救孺子众！汝以为脱身狂涛，获天幸欤？汝曹偷生，逞其食色，目击世界之亡，而不生其悯叹；复无勇力，敢当大波，与同胞之人，共其运命；偕厥考逃于方舟，而建都邑于世界之墓上，竟无惭耶？然人竟无惭也，方伏地赞颂，无有休止，以是之故，主神遂强。使众生去而不之理，更何威力之能有？人既授神以力，复假之以厄撒但；而此种人，又即主神往所殄灭之同类。以撒但之意观之，其为顽愚陋劣，如何可言？将晓之欤，则音声未宣，众已疾走，内容何若，不省察也。将任之欤，则非撒但之心矣，故复以权力现于世。神，一权力也；撒但，亦一权力也。惟撒但之力，即生于神，神力若亡，不为之代；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驰，莫甚于此。顾其制众生也，即以抗故。倘其众生同抗，更何制之云？裴伦亦然，自必居人前，而怒人之后于众。盖非自居人前，不能使人勿后于众故；任人居后而自为之前，又为撒但大耻故。故既揄扬威力，颂美强者矣，复曰，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坡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五

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蹠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若裴伦者，即其一矣。其言曰，硗确之区，吾侪奚获耶？（中略）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顾裴伦不尽然，凡所描绘，皆禀种种思，具种种行，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则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即裴伦最后之时是已。彼当前时，经历一如上述书中众士，特未欷歔断望，愿自逖于人间，如曼弗列特之所为而已。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盖裴伦者，自繇主义之人耳，尝有言曰，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是时意太利适制于墺，失其自由，有秘密政党起，谋独立，乃密与其事，以扩张自由之元气者自任，虽狙击密侦之徒，环绕其侧，终不为废游步驰马之事。后秘密政党破于墺人，企望悉已，而精神终不消。裴伦之所督励，力直及于后日，起马志尼，起加富尔，于是意之独立成。故马志尼日，意太利实大有赖于裴伦。彼，起吾国者也！盖诚言已。裴伦平时，又至有情愫于希腊，思想所趣，如磁指南。特希腊时自由悉丧，入突厥版图，受其羁縻，不敢抗拒。诗人惋惜悲愤，往往见于篇章，怀前古之光荣，哀后人之零落，或与斥责，或加激励，思使之攘突厥而复兴，更睹往日耀灿庄严之希腊，如所作《不信者》暨《堂祥》二诗中，其怨愤谯责之切，与希冀之诚，无不历然可征信也。比千八百二十三年，伦敦之希腊协会驰书托裴伦，请援希腊之独立。裴伦平日，至不满于希腊今人，尝称之曰世袭之奴，曰自由苗裔之奴，因不即应；顾以义愤故，则终诺之，遂行。而希腊人民之堕落，乃诚如其说，励之再振，为业至难，因羁滞于克茀洛尼亚岛者五月，始向密淑伦其。其时海陆军方奇困，闻裴伦至，狂喜，群集迓之，如得天使也。次年一月，独立政府任以总督，并授军事及民事之全权，而希腊是时，财政大匮，兵无宿粮，大势几去。加以式列阿忒佣兵见裴伦宽大，复多所要索，稍不满，辄欲背去；希腊堕落之民，又诱之使窘裴伦。裴伦大愤，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前所谓世袭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而裴伦志尚不灰，自立革命之中枢，当四围之艰险，将士内讧，则为之调和，以己为楷模，教之人道，更设法举债，以振其穷，又定印刷之制，且坚堡垒以备战。内争方烈，而突厥果攻密淑伦其，式列阿忒佣兵三百人，复乘乱占要害地。裴伦方病，闻之泰然，力平党派之争，使一心以面敌。特内外迫拶，神质剧劳，久之，疾乃渐革。将死，其从者持楮墨，将录其遗言。裴伦曰否，时已过矣。不之语，已而微呼人名，终乃曰，吾言已毕。从者曰，吾不解公言。裴伦曰，吁，不解乎？呜呼晚矣！状若甚苦。有间，复曰，吾既以吾物暨吾康健，悉付希腊矣。今更付之吾生。他更何有？遂死，时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夕六时也。今为反念前时，则裴伦抱大望而来，将以天纵之才，致希腊复归于往时之荣誉，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盖以异域之人，犹凭义愤为希腊致力，而彼邦人，纵堕落腐败者日久，然旧泽尚存，人心未死，岂意遂无情愫于故国乎？特至今兹，则前此所图，悉如梦迹，知自由苗裔之奴，乃果不可猝救有如此也。次日，希腊独立政府为举国民丧，市肆悉罢，炮台鸣炮三十七，如裴伦寿也。

吾今为案其为作思惟，索诗人一生之内閟，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此已略言之前分矣。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盖英伦尔时，虚伪满于社会，以虚文缛礼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世辄谓之恶人。裴伦善抗，性又率真，夫自不可以默矣，故托凯因而言曰，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遂不恤与人群敌。世之贵道德者，又即以此交非之。遏克曼亦尝问瞿提以裴伦之文，有无教训。瞿提对曰，裴伦之刚毅雄大，教训即函其中；苟能知之，斯获教训。若夫纯洁之云，道德之云，吾人何问焉。盖知伟人者，亦惟伟人焉而已。裴伦亦尝评朋思（R．Burns）曰，斯人也，心情反张，柔而刚，疏而密，精神而质，高尚而卑，有神圣者焉，有不净者焉，互和合也。裴伦亦然，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无惧于狂涛而大儆于乘马，好战崇力，遇敌无所宽假，而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意者摩罗为性，有如此乎？且此亦不独摩罗为然，凡为伟人，大率如是。即一切人，若去其面具，诚心以思，有纯禀世所谓善性而无恶分者，果几何人？遍观众生，必几无有，则裴伦虽负摩罗之号，亦人而已，夫何诧焉。顾其不容于英伦，终放浪颠沛而死异域者，特面具为之害耳。此即裴伦所反抗破坏，而迄今犹杀真人而未有止者也。嗟夫，虚伪之毒，有如是哉！裴伦平时，其制诗极诚，尝曰，英人评骘，不介我心。若以我诗为愉快，任之而已。吾何能阿其所好为？吾之握管，不为妇孺庸俗，乃以吾全心全情感全意志，与多量之精神而成诗，非欲聆彼辈柔声而作者也。夫如是，故凡一字一辞，无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现，中于人心，神弦立应，其力之曼衍于欧土，例不能别求之英诗人中；仅司各德所为说部，差足与相伦比而已。若问其力奈何？则意太利希腊二国，已如上述，可毋赘言。此他西班牙德意志诸邦，亦悉蒙其影响。次复入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流泽之长，莫可阐述。至其本国，则犹有修黎（PercyByssheShelley）一人。契支（JohnKeats）虽亦蒙摩罗诗人之名，而与裴伦别派，故不述于此。

六

修黎生三十年而死，其三十年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客意太利之南方，终以壮龄而夭死，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盖非夸也。修黎者，以千七百九十二年生于英之名门，姿状端丽，夙好静思；比入中学，大为学友暨校师所不喜，虐遇不可堪。诗人之心，乃早萌反抗之朕兆；后作说部，以所得值飨其友八人，负狂人之名而去。次入恶斯佛大学，修爱智之学，屡驰书乞教于名人。而尔时宗教，权悉归于冥顽之牧师，因以妨自由之崇信。修黎蹶起，著《无神论之要》一篇，略谓惟慈爱平等三，乃使世界为乐园之要素，若夫宗教，于此无功，无有可也。书成行世，校长见之大震，终逐之；其父亦惊绝，使谢罪返校，而修黎不从，因不能归。天地虽大，故乡已失，于是至伦敦，时年十八，顾已孤立两间，欢爱悉绝，不得不与社会战矣。已而知戈德文（W．Godwin），读其著述，博爱之精神益张。次年入爱尔兰，檄其人士，于政治宗教，皆欲有所更革，顾终不成。逮千八百十五年，其诗《阿剌斯多》（Alastor）始出世，记怀抱神思之人，索求美者，遍历不见，终死旷原，如自叙也。次年乃识裴伦于瑞士；裴伦深称其人，谓奋迅如狮子，又善其诗，而世犹无顾之者。又次年成《伊式阑转轮篇》（TheRevoltofIslam）。凡修黎怀抱，多抒于此。篇中英雄曰罗昂，以热诚雄辩，警其国民，鼓吹自由，掊击压制，顾正义终败，而压制于以凯还，罗昂遂为正义死。是诗所函，有无量希望信仰，暨无穷之爱，穷追不舍，终以殒亡。盖罗昂者，实诗人之先觉，亦即修黎之化身也。

至其杰作，尤在剧诗；尤伟者二，一曰《解放之普洛美迢斯》（PrometheusUnbound），一曰《煔希》（TheCenci）。前者事本希腊神话，意近裴伦之《凯因》。假普洛美迢为人类之精神，以爱与正义自由故，不恤艰苦，力抗压制主者僦毕多，窃火贻人，受絷于山顶，猛鹫日啄其肉，而终不降。僦毕多为之辟易；普洛美迢乃眷女子珂希亚，获其爱而毕。珂希亚者，理想也。《煔希》之篇，事出意太利，记女子煔希之父，酷虐无道，毒虐无所弗至，煔希终杀之，与其后母兄弟，同戮于市。论者或谓之不伦。顾失常之事，不能绝于人间，即中国《春秋》，修自圣人之手者，类此之事，且数数见，又多直书无所讳，吾人独于修黎所作，乃和众口而难之耶？上述二篇，诗人悉出以全力，尝自言曰，吾诗为众而作，读者将多。又曰，此可登诸剧场者。顾诗成而后，实乃反是，社会以谓不足读，伶人以谓不可为；修黎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阏，此十九稘上叶精神界之战士，所为多抱正义而骈殒者也。虽然，往时去矣，任其自去，若夫修黎之真值，则至今日而大昭。革新之潮，此其巨派，戈德文书出，初启其端，得诗人之声，乃益深入世人之灵府。凡正义自由真理以至博爱希望诸说，无不化而成醇，或为罗昂，或为普洛美迢，或为伊式阑之壮士，现于人前，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也。旧习既破，何物斯存，则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十九世纪机运之新，实赖有此。朋思唱于前，裴伦修黎起其后，掊击排斥，人渐为之仓皇；而仓皇之中，即亟人生之改进。故世之嫉视破坏，加之恶名者，特见一偏而未得其全体者尔。若为案其真状，则光明希望，实伏于中。恶物悉颠，于群何毒？破坏之云，特可发自冥顽牧师之口，而不可出诸全群者也。若其闻之，则破坏为业，斯愈益贵矣！况修黎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奥古斯丁曰，吾未有爱而吾欲爱，因抱希冀以求足爱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终出人间而神行，冀自达其所崇信之境；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世则谓之恶魔，而修黎遂以孤立；群复加以排挤，使不可久留于人间，于是压制凯还，修黎以死，盖宛然阿剌斯多之殒于大漠也。

虽然，其独慰诗人之心者，则尚有天然在焉。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天物之不伪，遂寄之无限之温情。一切人心，孰不如是。特缘受染有异，所感斯殊，故目睛夺于实利，则欲驱天然为之得金资；智力集于科学，则思制天然而见其法则；若至下者，乃自春徂冬，于两间崇高伟大美妙之见象，绝无所感应于心，自堕神智于深渊，寿虽百年，而迄不知光明为何物，又奚解所谓卧天然之怀，作婴儿之笑矣。修黎幼时，素亲天物，尝曰，吾幼即爱山河林壑之幽寂，游戏于断厓绝壁之为危险，吾伴侣也。考其生平，诚如自述。方在稚齿，已盘桓于密林幽谷之中，晨瞻晓日，夕观繁星，俯则瞰大都中人事之盛衰，或思前此压制抗拒之陈迹；而芜城古邑，或破屋中贫人啼饥号寒之状，亦时复历历入其目中。其神思之澡雪，既至异于常人，则旷观天然，自感神閟，凡万汇之当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非狭斯丕尔暨斯宾塞所作，不有足与相伦比者。比千八百十九年春，修黎定居罗马，次年迁毕撒；裴伦亦至，此他之友多集，为其一生中至乐之时。迨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偕其友乘舟泛海，而暴风猝起，益以奔电疾雷，少顷波平，孤舟遂杳。裴伦闻信大震，遣使四出侦之，终得诗人之骸于水裔，乃葬罗马焉。修黎生时，久欲与生死问题以诠解，自曰，未来之事，吾意已满于柏拉图暨培庚之所言，吾心至定，无畏而多望，人居今日之躯壳，能力悉蔽于阴云，惟死亡来解脱其身，则秘密始能阐发。又曰，吾无所知，亦不能证，灵府至奥之思想，不能出以言辞，而此种事，纵吾身亦莫能解尔。嗟乎，死生之事大矣，而理至閟，置而不解，诗人未能，而解之之术，又独有死而已。故修黎曾泛舟坠海，乃大悦呼曰，今使吾释其秘密矣！然不死。一日浴于海，则伏而不起，友引之出，施救始苏，曰，吾恒欲探井中，人谓诚理伏焉，当我见诚，而君见我死也。然及今日，则修黎真死矣，而人生之閟，亦以真释，特知之者，亦独修黎已耳。

七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裴伦之诗，亦疾进无所沮核。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曰普式庚，曰来尔孟多夫，曰鄂戈理。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

普式庚（A．Pushkin）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于墨斯科，幼即为诗，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顾其时俄多内讧，时势方亟，而普式庚诗多讽喻，人即借而挤之，将流鲜卑，有数耆宿力为之辩，始获免，谪居南方。其时始读裴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裴伦；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中记俄之绝望青年，囚于异域，有少女为释缚纵之行，青年之情意复苏，而厥后终于孤去。其《及泼希》（Gypsy）一诗亦然，及泼希者，流浪欧洲之民，以游牧为生者也。有失望于世之人曰阿勒戈，慕是中绝色，因入其族，与为婚因，顾多嫉，渐察女有他爱，终杀之。女之父不施报，特令去不与居焉。二者为诗，虽有裴伦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普式庚于此，已不与以同情，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悉指摘不为讳饰。故社会之伪善，既灼然现于人前，而及泼希之朴野纯全，亦相形为之益显。论者谓普式庚所爱，渐去裴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盖实自斯时始也。尔后巨制，曰《阿内庚》（EugieneOnieguine），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惟以推敲八年，所蒙之影响至不一，故性格迁流，首尾多异。厥初二章，尚受裴伦之感化，则其英雄阿内庚为性，力抗社会，断望人间，有裴伦式英雄之概，特已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厥后外缘转变，诗人之性格亦移，于是渐离裴伦，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至与裴伦分道之因，则为说亦不一：或谓裴伦绝望奋战，意向峻绝，实与普式庚性格不相容，曩之信崇，盖出一时之激越，迨风涛大定，自即弃置而返其初；或谓国民性之不同，当为是事之枢纽，西欧思想，绝异于俄，其去裴伦，实由天性，天性不合，则裴伦之长存自难矣。凡此二说，无不近理；特就普式庚个人论之，则其对于裴伦，仅摹外状，迨放浪之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不能如来尔孟多夫，终执消极观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千八百三十一年波阑抗俄，西欧诸国右波阑，于俄多所憎恶。普式庚乃作《俄国之谗谤者》暨《波罗及诺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爱国。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G．Brandes）于是有微辞，谓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特此亦不仅普式庚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爱国者，于国有诚为人爱而不坠于兽爱者，亦仅见也。及晚年，与和阑公使子覃提斯迕，终于决斗被击中腹，越二日而逝，时为千八百三十七年。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而裴伦之摩罗思想，则又经普式庚而传来尔孟多夫。

来尔孟多夫（M．Lermontov）生于千八百十四年，与普式庚略并世。其先来尔孟斯（T．Learmont）氏，英之苏格兰人；故每有不平，辄云将去此冰雪警吏之地，归其故乡。顾性格全如俄人，妙思善感，惆怅无间，少即能缀德语成诗；后入大学被黜，乃居陆军学校二年，出为士官，如常武士，惟自谓仅于香宾酒中，加少许诗趣而已。及为禁军骑兵小校，始仿裴伦诗纪东方事，且至慕裴伦为人。其自记有曰，今吾读《世胄裴伦传》，知其生涯有同我者；而此偶然之同，乃大惊我。又曰，裴伦更有同我者一事，即尝在苏格兰，有媪谓裴伦母曰，此儿必成伟人，且当再娶。而在高加索，亦有媪告吾大母，言与此同。纵不幸如裴伦，吾亦愿如其说。顾来尔孟多夫为人，又近修黎。修黎所作《解放之普洛美迢》，感之甚力，于人生善恶竞争诸问，至为不宁，而诗则不之仿。初虽摹裴伦及普式庚，后亦自立。且思想复类德之哲人勖宾赫尔，知习俗之道德大原，悉当改革，因寄其意于二诗，一曰《神摩》（Demon），一曰《谟哜黎》（Mtsyri）。前者托旨于巨灵，以天堂之逐客，又为人间道德之憎者，超越凡情，因生疾恶，与天地斗争，苟见众生动于凡情，则辄旋以贱视。后者一少年求自由之呼号也。有孺子焉，生长山寺，长老意已断其情感希望，而孺子魂梦，不离故园，一夜暴风雨，乃乘长老方祷，潜遁出寺，彷徨林中者三日，自由无限，毕生莫伦。后言曰，尔时吾自觉如野兽，力与风雨电光猛虎战也。顾少年迷林中不能返，数日始得之，惟已以斗豹得伤，竟以是殒。尝语侍疾老僧曰，丘墓吾所弗惧，人言毕生忧患，将入睡眠，与之永寂，第优与吾生别耳。……吾犹少年。……宁汝尚忆少年之梦，抑已忘前此世间憎爱耶？倘然，则此世于汝，失其美矣。汝弱且老，灭诸希望矣。少年又为述林中所见，与所觉自由之感，并及斗豹之事曰，汝欲知吾获自由时，何所为乎？吾生矣。老人，吾生矣。使尽吾生无此三日者，且将惨淡冥暗，逾汝暮年耳。及普式庚斗死，来尔孟多夫又赋诗以寄其悲，末解有曰，汝侪朝人，天才自由之屠伯，今有法律以自庇，士师盖无如汝何，第犹有尊严之帝在天，汝不能以金资为赂。……以汝黑血，不能涤吾诗人之血痕也。诗出，举国传诵，而来尔孟多夫亦由是得罪，定流鲜卑；后遇援，乃戍高加索，见其地之物色，诗益雄美。惟当少时，不满于世者义至博大，故作《神摩》，其物犹撒但，恶人生诸凡陋劣之行，力与之敌。如勇猛者，所遇无不庸懦，则生激怒；以天生崇美之感，而众生扰扰，不能相知，爰起厌倦，憎恨人世也。顾后乃渐即于实，凡所不满，已不在天地人间，退而止于一代；后且更变，而猝死于决斗。决斗之因，即肇于来尔孟多夫所为书曰《并世英雄记》。人初疑书中主人，即著者自序，迨再印，乃辨言曰，英雄不为一人，实吾曹并时众恶之象。盖其书所述，实即当时人士之状尔。于是有友摩尔迭诺夫者，谓来尔孟多夫取其状以入书，因与索斗。来尔孟多夫不欲杀其友，仅举枪射空中；顾摩尔迭诺夫则拟而射之，遂死，年止二十七。

前此二人之于裴伦，同汲其流，而复殊别。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孟多夫则直在消极之观念。故普式庚终服帝力，入于平和，而来尔孟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波覃勖迭氏评之曰，来尔孟多夫不能胜来追之运命，而当降伏之际，亦至猛而骄。凡所为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良以是耳。来尔孟多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几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敌俄国者也；来尔孟多夫虽自从军，两与其役，然终爱之，所作《伊思迈尔培》（Ismail-Bey）一篇，即纪其事。来尔孟多夫之于拿坡仑，亦稍与裴伦异趣。裴伦初尝责拿坡仑对于革命思想之谬，及既败，乃有愤于野犬之食死狮而崇之。来尔孟多夫则专责法人，谓自陷其雄士。至其自信，亦如裴伦，谓吾之良友，仅有一人，即是自己。又负雄心，期所过必留影迹。然裴伦所谓非憎人间，特去之而已，或云吾非爱人少，惟爱自然多耳等意，则不能闻之来尔孟多夫。彼之平生，常以憎人者自命，凡天物之美，足以乐英诗人者，在俄国英雄之目，则长此黯淡，浓云疾雷而不见霁日也。盖二国人之异，亦差可于是见之矣。

八

丹麦人勃阑兑思，于波阑之罗曼派，举密克威支（A．Mickiewicz）斯洛伐支奇（J．Slowacki）克拉旬斯奇（S．Krasinski）三诗人。密克威支者，俄文家普式庚同时人，以千七百九十八年生于札希亚小村之故家。村在列图尼亚，与波阑邻比。十八岁出就维尔那大学，治言语之学，初尝爱邻女马理维来苏萨加，而马理他去，密克威支为之不欢。后渐读裴伦诗，又作诗曰《死人之祭》（Dziady）。中数份叙列图尼亚旧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于垅上，用享死者，聚村人牧者术士一人，暨众冥鬼，中有失爱自杀之人，已经冥判，每届是日，必更历苦如前此；而诗止断片未成。尔后居加夫诺（Kowno）为教师；二三年返维尔那。递千八百二十二年，捕于俄吏，居囚室十阅月，窗牖皆木制，莫辨昼夜；乃送圣彼得堡，又徙阿兑塞，而其地无需教师，遂之克利米亚，揽其地风物以助咏吟，后成《克利米亚诗集》一卷。已而返墨斯科，从事总督府中，著诗二种，一曰《格罗苏那》（Grazyna），记有王子烈泰威尔，与其外父域多勒特迕，将乞外兵为援，其妇格罗苏那知之，不能令勿叛，惟命守者，勿容日耳曼使人入诺华格罗迭克。援军遂怒，不攻域多勒特而引军薄烈泰威尔，格罗苏那自擐甲，伪为王子与战，已而王子归，虽幸胜，而格罗苏那中流丸，旋死。及葬，絷发炮者同置之火，烈泰威尔亦殉焉。此篇之意，盖在假有妇人，第以祖国之故，则虽背夫子之命，斥去援兵，欺其军士，濒国于险，且召战争，皆不为过，苟以是至高之目的，则一切事，无不可为者也。一曰《华连洛德》（Wallenrod），其诗取材古代，有英雄以败亡之余，谋复国仇，因伪降敌陈，渐为其长，得一举而复之。此盖以意太利文人摩契阿威黎（Machiavelli）之意，附诸裴伦之英雄，故初视之亦第罗曼派言情之作。检文者不喻其意，听其付梓，密克威支名遂大起。未几得间，因至德国，见其文人瞿提。此他犹有《佗兑支氏》（PanTadeusz）一诗，写苏孛烈加暨诃什支珂二族之事，描绘物色，为世所称。其中虽以佗兑支为主人，而其父约舍克易名出家，实其主的。初记二人熊猎，有名华伊斯奇者吹角，起自微声，以至洪响，自榆度榆，自檞至檞，渐乃如千万角声，合于一角；正如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令人忆诗中所云，听者当华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威支者，盖即生于彼歌声反响之中，至于无尽者夫。

密克威支至崇拿坡仑，谓其实造裴伦，而裴伦之生活暨其光耀，则觉普式庚于俄国，故拿坡仑亦间接起普式庚。拿坡仑使命，盖在解放国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则为最高之诗。至于裴伦，亦极崇仰，谓裴伦所作，实出于拿坡仑，英国同代之人，虽被其天才影响，而卒莫能并大。盖自诗人死后，而英国文章，状态又归前纪矣。若在俄国，则善普式庚，二人同为斯拉夫文章首领，亦裴伦分支，逮年渐进，亦均渐趣于国粹；所异者，普式庚少时欲畔帝力，一举不成，遂以铩羽，且感帝意，愿为之臣，失其英年时之主义，而密克威支则长此保持，洎死始已也。当二人相见时，普式庚有《铜马》一诗，密克威支则有《大彼得像》一诗为其记念。盖千八百二十九年顷，二人尝避雨像次，密克威支因赋诗纪所语，假普式庚为言，末解曰，马足已虚，而帝不勒之返。彼曳其枚，行且坠碎。历时百年，今犹未堕，是犹山泉喷水，著寒而冰，临悬崖之侧耳。顾自由日出，熏风西集，寒沍之地，因以昭苏，则喷泉将何如，暴政将何如也？虽然，此实密克威支之言，特托之普式庚者耳。波阑破后，二人遂不相见，普式庚有诗怀之；普式庚伤死，密克威支亦念之至切。顾二人虽甚稔，又同本裴伦，而亦有特异者，如普式庚于晚出诸作，恒自谓少年眷爱自繇之梦，已背之而去，又谓前路已不见仪的之存，而密克威支则仪的如是，决无疑贰也。

斯洛伐支奇以千八百九年生克尔舍密涅克（Krzemieniec），少孤，育于后父；尝入维尔那大学，性情思想如裴伦。二十一岁入华骚户部为书记；越二年，忽以事去国，不能复返。初至伦敦；已而至巴黎，成诗一卷，仿裴伦诗体。时密克威支亦来相见，未几而迕。所作诗歌，多惨苦之音。千八百三十五年去巴黎，作东方之游，经希腊埃及叙利亚；三十七年返意太利，道出易尔爱列须阻疫，滞留久之，作《大漠中之疫》一诗。记有亚剌伯人，为言目击四子三女，洎其妇相继死于疫，哀情涌于毫素，读之令人忆希腊尼阿孛（Niobe）事，亡国之痛，隐然在焉。且又不止此苦难之诗而已，凶惨之作，恒与俱起，而斯洛伐支奇为尤。凡诗词中，靡不可见身受楚毒之印象或其见闻，最著者或根史实，如《克垒勒度克》（KrólDuch）中所述俄帝伊凡四世，以剑钉使者之足于地一节，盖本诸古典者也。

波阑诗人多写狱中戍中刑罚之事，如密克威支作《死人之祭》第三卷中，几尽绘己身所历，倘读其《契珂夫斯奇》（Cichowski）一章，或《娑波卢夫斯奇》（Sobolewski）之什，记见少年二十橇，送赴鲜卑事，不为之生愤激者盖鲜也。而读上述二人吟咏，又往往闻报复之声。如《死人祭》第三篇，有囚人所歌者：其一央珂夫斯奇曰，欲我为信徒，必见耶稣马理，先惩污吾国土之俄帝而后可。俄帝若在，无能令我呼耶稣之名。其二加罗珂夫斯奇曰，设吾当受谪放，劳役缧绁，得为俄帝作工，夫何靳耶？吾在刑中，所当力作，自语曰，愿此苍铁，有日为帝成一斧也。吾若出狱，当迎鞑靼女子，语之曰，为帝生一巴棱（杀保罗一世者）。吾若迁居植民地，当为其长，尽吾陇亩，为帝植麻，以之成一苍色巨索，织以银丝，俾阿尔洛夫（杀彼得三世者）得之，可缳俄帝颈也。末为康拉德歌曰，吾神已寂，歌在坟墓中矣。惟吾灵神，已嗅血腥，一噭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不之直，则彼且自报之耳。

如上所言报复之事，盖皆隐藏，出于不意，其旨在凡窘于天人之民，得用诸术，拯其父国，为圣法也。故格罗苏那虽背其夫而拒敌，义为非谬；华连洛德亦然。苟拒异族之军，虽用诈伪，不云非法，华连洛德伪附于敌，乃歼日耳曼军，故土自由，而自亦忏悔而死。其意盖以为一人苟有所图，得当以报，则虽降敌，不为罪愆。如《阿勒普耶罗斯》（Alpujarras）一诗，益可以见其意。中叙摩亚之王阿勒曼若，以城方大疫，且不得不以格拉那陀地降西班牙，因夜出。西班牙人方聚饮，忽白有人乞见，来者一阿剌伯人，进而呼曰，西班牙人，吾愿奉汝明神，信汝先哲，为汝奴仆！众识之，盖阿勒曼若也。西人长者抱之为吻礼，诸首领皆礼之。而阿勒曼若忽仆地，攫其巾大悦呼曰，吾中疫矣！盖以彼忍辱一行，而疫亦入西班牙之军矣。斯洛伐支奇为诗，亦时责奸人自行诈于国，而以诈术陷敌，则甚美之，如《阑勃罗》（Lambro）《珂尔强》（Kordjan）皆是。《阑勃罗》为希腊人事，其人背教为盗，俾得自由以仇突厥，性至凶酷，为世所无，惟裴伦东方诗中能见之耳。珂尔强者，波阑人谋刺俄帝尼可拉一世者也。凡是二诗，其主旨所在，皆特报复而已矣。

上二士者，以绝望故，遂于凡可祸敌，靡不许可，如格罗苏那之行诈，如华连洛德之伪降，如阿勒曼若之种疫，如珂尔强之谋刺，皆是也。而克拉旬斯奇之见，则与此反。此主力报，彼主爱化。顾其为诗，莫不追怀绝泽，念祖国之忧患。波阑人动于其诗，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举；馀忆所及，而六十三年大变，亦因之起矣。即在今兹，精神未忘，难亦未已也。

九

若匈加利当沉默蜷伏之顷，则兴者有裴彖飞（A．Petöfi），沽肉者子也，以千八百二十三年生于吉思珂罗（Kiskörös）。其区为匈之低地，有广漠之普斯多（Puszta 此翻平原），道周之小旅以及村舍，种种物色，感之至深。盖普斯多之在匈，犹俄之有斯第孛（Steppe 此亦翻平原），善能起诗人焉。父虽贾人，而殊有学，能解腊丁文。裴彖飞十岁出学于科勒多，既而至阿琐特，治文法三年。然生有殊禀，挚爱自繇，愿为俳优；天性又长于吟咏。比至舍勒美支，入高等学校三月，其父闻裴彖飞与优人伍，令止读，遂徒步至菩特沛思德，入国民剧场为杂役。后为亲故所得，留养之，乃始为诗咏邻女，时方十六龄。顾亲属谓其无成，仅能为剧，遂任之去。裴彖飞忽投军为兵，虽性恶压制而爱自由，顾亦居军中者十八月，以病疟罢。又入巴波大学，时亦为优，生计极艰，译英法小说自度。千八百四十四年访伟罗思摩谛（M．Vörösmarty），伟为梓其诗，自是遂专力于文，不复为优。此其半生之转点，名亦陡起，众目为匈加利之大诗人矣，次年春，其所爱之女死，因旅行北方自遣，及秋始归。洎四十七年，乃访诗人阿阑尼（J．Arany）于萨伦多，而阿阑尼杰作《约尔提》（Joldi）适竣，读之叹赏，订交焉。四十八年以始，裴彖飞诗渐倾于政事，盖知革命将兴，不期而感，犹野禽之识地震也。是年三月，墺大利人革命报至沛思德，裴彖飞感之，作《兴矣摩迦人》（TolpraMagyar）一诗，次日诵以徇众，至解末迭句云，誓将不复为奴！则众皆和，持至检文之局，逐其吏而自印之，立俟其毕，各持之行。文之脱检，实自此始。裴彖飞亦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顾所为文章，时多过情，或与众忤；尝作《致诸帝》一诗，人多责之。裴彖飞自记曰，去三月十五数日而后，吾忽为众恶之人矣，褫夺花冠，独研深谷之中，顾吾终幸不屈也。比国事渐急，诗人知战争死亡且近，极思赴之。自曰，天不生我于孤寂，将召赴战场矣。吾今得闻角声召战，吾魂几欲骤前，不及待令矣。遂投国民军（Honvéd）中，四十九年转隶贝谟将军麾下。贝谟者，波阑武人，千八百三十年之役，力战俄人者也。时轲苏士招之来，使当脱阑希勒伐尼亚一面，甚爱裴彖飞，如家人父子然。裴彖飞三去其地，而不久即返，似或引之。是年七月三十一日舍俱思跋之战，遂殁于军。平日所谓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盖至今日而践矣。裴彖飞幼时，尝治裴伦暨修黎之诗，所作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曾自言曰，吾心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自称为无边自然之野花。所著长诗，有《英雄约诺斯》（JáuosVitéz）一篇，取材于古传，述其人悲欢畸迹。又小说一卷曰《缢吏之缳》（AHóhérKötele），记以眷爱起争，肇生孽障，提尔尼阿遂终陷安陀罗奇之子于法。安陀罗奇失爱绝欢，庐其子垅上，一日得提尔尼阿，将杀之。而从者止之曰，敢问死与生之忧患孰大？曰，生哉！乃纵之使去；终诱其孙令自经，而其为绳，即昔日缳安陀罗奇子之颈者也。观其首引耶和华言，意盖云厥祖罪愆，亦可报诸其苗裔，受施必复，且不嫌加甚焉。至于诗人一生，亦至殊异，浪游变易，殆无宁时。虽少逸豫者一时，而其静亦非真静，殆犹大海漩洑中心之静点而已。设有孤舟，卷于旋风，当有一瞬间忽尔都寂，如风云已息，水波不兴，水色青如微笑，顾漩洑偏急，舟复入卷，乃至破没矣。彼诗人之暂静，盖亦犹是焉耳。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蹇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彫苓，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故一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则震旦为国，得失滋不云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英当十八世纪时，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于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转轮之兴，此其播种。而在文界，则有农人朋思生苏格阑，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然精神界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轗轲流落，终以夭亡。而裴伦修黎继起，转战反抗，具如前陈。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顾裴伦修黎，虽蒙摩罗之谥，亦第人焉而已。凡其同人，实亦不必曰摩罗宗，苟在人间，必有如是。此盖聆热诚之声而顿觉者也，此盖同怀热诚而互契者也。故其平生，亦甚神肖，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故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以不支。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余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俄文人凯罗连珂（V．Korolenko）作《末光》一书，有记老人教童子读书于鲜卑者，曰，书中述樱花黄鸟，而鲜卑沍寒，不有此也。翁则解之曰，此鸟即止于樱木，引吭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一九 ○ 七年作。

白话版:

探求那古老的源泉已经穷尽了，将要去追寻未来的源泉，那新的起源。兄弟们呵，新生命的兴起，新的泉水，从深渊中喷涌出来，那日子不会遥远了。

——尼采

一

人们读古代国家的文化史，随着时代往下读，直到最后一页，一定会感到有些凄凉，仿佛脱离了春天的温馨，而坠入了秋天的萧瑟；一切萌芽生机都消逝了，眼前只显得一片枯萎凋零。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就姑且说他是萧条吧。人类流传到后代的文化，最有力量的大概要算语言文学了。古代人们的想象，奔驰于大自然那神秘的领域，同万物暗暗地相吻合，在心灵上沟通，表达他们所能表达的，于是就成了诗歌。他们的歌声，经历过无数年代，而深入人心，不但没有同他们的民族一起沉默而消失，反而比他们民族更加发展了；人民群众停止了歌唱，光辉也就消失了。这样，读历史的人那种萧条的感觉，就会突然涌现出来，而这些古代国家的文明史，也就渐渐地接近最后一页了。凡是在历史开头时期享有盛誉美名，曾经闪烁着人类文化的曙光，而如今早已灭亡了的古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要举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最恰当的就是印度。印度古代有经典《吠陀》四种，奇丽而深远，被称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品。他们的《摩呵婆罗多》和《摩罗衍那》两大史诗，也是非常美妙的。后来产生了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以戏剧创作著称于世，有时还写些抒情的诗篇。德国大诗人歌德（W. Von Goethe）甚至推崇为天地间的绝唱。等到印度民族逐渐失去了活力，文化也一起衰颓了，雄伟的歌声慢慢地再也不能从他们国家人民的心灵中产生出来，就好像逃亡者一样流传到别的国土去了。其次就是希伯来，他们的文学虽然大都涉及宗教信仰，但以深沉而庄严著称，成为宗教文化的源泉；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未停止。而在以色列民族，也只有耶利米（Jeremiah）的歌声。以色列历代帝王昏愤无能，上帝极愤怒，于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了；这民族从此也就寂然无声了。当他们流亡异乡时，虽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而且还念念不忘祖国的语言和信仰，但是耶利米的《哀歌》以后，就没有续期的作品了。再其次是伊朗和埃及。这两个古国都是半途衰落下来的，就好像割断了的汲井的绳索，在古代是光辉灿烂的，如今却都萧条了。而我们中国竟能逃出这样的行列，那么人世间的最大幸福，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这是为什么呢〉英国人卡莱尔（T. Carlyle）说过：“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而豪迈地抒唱民族的心志而生存的，乃是国民头等意义的事。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了，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她产生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她有意大利语言，庞大的俄罗斯的沙皇，有兵刀炮火，在政治上能统辖广大地区，创立了宏大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寂然无声呢？他们内部也许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吧，但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哑巴。……等到兵刀炮火都摧毁了，而但丁的歌声仍然存在。有了但丁，国家就会统一，而没有声音迹象的俄国，却终于只能支离破碎了。”

尼采（Fr. Nietzsche）不厌恶野蛮人，认为他们中间有着新的力量。这种说法也得确是有推不翻得道理的，因为文明的萌芽本来就孕育在野蛮之中；在野蛮人那种未开化的形状中，就蕴藏着隐隐约约的光辉。文明仿佛是花朵，野蛮好比蓓蕾；文明犹如果实，野蛮则有似花枝。人类就这样往前发展，希望也正在这里。然而，文化发展已经停滞的古代民族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发展已经停顿了，衰败就跟着来了。更何况长期以来，依靠老祖宗的光荣，曾经高高地处在周围落后的邻国之上，暮气发作，往往自己不知道；却自以为是而又愚昧无知，污浊得仿佛死海一样。他们在历史的开端有辉煌的地位，而终于在历史的末页衰亡消隐了，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俄国虽然是无声的，却潜伏着激越的声响。俄国好像是孩子，但不是哑巴；俄国仿佛是一条暗藏在地下的河流，而不是一口枯竭的古井。十九世纪初叶，果然产生了果戈理（N. Gogol），以他看不见的泪痕和悲愤，是他的祖国人民振奋起来。有人将他比作英国的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就是卡莱尔所赞扬和崇拜的那个人物。我们放眼看看全世界，新的声音争先竞起，没有不是以自己独特的雄伟而优美的语言，振作他们民族的精神，而把伟大而优秀的东西介绍到全世界去的。至于沉默无闻而没有什么作为的，只有前面所列举的印度以下那几个古代国家罢了。

唉，那些古代人民的文艺创造，未尝不庄严，未尝不崇高伟大，但是他们的声气不能与现代的相通。那么，除了供给怀古的人们玩赏咏叹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遗留给后代子孙呢？要不然，也只是诉说自己民族从前的光荣，以衬托今天的寂寞，反而不如那些新兴的国家足以令人崇敬；即使他们的文化还未昌盛，可是未来却是大有希望的。所以，所谓“文明古国：，只是一个悲凉的名称，讽刺的话语罢了。那些破落人家子弟，家业已经衰败，却偏要罗罗嗦嗦地告诉别人，说他们的祖宗在世时，才智与声威是如何了不起；有过什么样的高楼大厦、珠宝珍宝以及猎狗骏马，如何比一般人高贵显赫。听到这些话的人，哪一个不哈哈大笑的呢？谈到民族的发展，虽然对于古代历史的怀念，思想必须明朗，就像照镜子一样，时时迈进，时时回顾过去；时时奔向光明的前程，时时也怀念光辉的旧有文化。这样，新的东西就可一天天地新起来，同时古老的东西也不会死亡。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只是一味夸耀，自我陶醉，那么，黑暗的长夜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现在请到我们中国的大街上走一走吧，就可以看到有些军人徘徊往来，张开嘴巴，高唱军歌，痛骂印度和波兰的奴性。还有随意作“国歌”的人，也是这个调子。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很想一一夸耀以前的光彩，不过不能说出来，于是只能说什么左边的邻国已经成了亡国奴，右边的邻国也快要灭亡了；同那些已灭亡了的国家来相比，试图显示自己的优胜。至于印度和波兰这两个国家，同中国相比较，究竟哪个差些，现在暂且不去说它。如果说这是赞美篇章，国民的声音，那么，世界上歌颂的人虽然很多，却实在还没有见过有像我们这样的做法啊。一个国家没有了诗人，这事看起来极为细小，但是那种萧条的感觉，往往就会随之而来，侵袭人心。我认为，如果要发扬祖国真正的伟大的精神，首先在于认识自己，同时也要了解别人。有人周详的比较，才能产生自觉。自觉的声音一旦发出来，每一个声响一定能打动人心，那声音显得清楚而明彻，不同于一般的声响。假如不是这样，大家都哑口结舌，沉默无言，那么，我们便会比以前更加感到沉寂了。正在昏沉做梦的民族，怎能发出声音？即使受到外来的震动，自己勉强振奋起来，不但不能强大，而且只能更加悲叹罢了。所以说，民族精神的发扬，同世界见识的广博是很有关系的。

如今暂且放下古代的事情不去谈它，另外到国外去追求新声吧，而这个起因就是对古代的怀念所激发的。新声类别很多，不能详细地去研究。但其中最能振奋人心，而且语言较有深长意味的，实在没有比得上“摩罗诗派”的了。“摩罗”这一名称，是从印度借来的，原来是指天上的恶魔，欧洲人称为撒旦，人们本来是用来称呼拜伦（G. Byron）的。现在把那些立志要反抗，目的在行动，并且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统统归并到这一派里，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以及他们的流派和影响，从这一诗派的领袖拜伦开始，最后谈到马扎尔（匈牙利）诗人。这些诗人外表很不一样，各以本民族的特色发出光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却却都是趋于一致的。他们大都不愿唱那种随波逐流，和平欢乐之歌。他们放声呐喊，使听到的人们奋起，与天斗争，反抗世俗；而他们的精神又深深地打动后代人们的心灵，流传下去，永远不止。除非那些还未出世的，或者已死的人们，才会认为他们歌声是不值得听的。如果让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身在自然界的束缚之中，流离颠沛，而又无法摆脱的人们，听到了这种声音，就会感到这是最雄壮、最伟大、最美丽的歌声了。但是，把这些告诉喜欢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会更感到恐惧了。

二

和平这种事，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勉强可以叫做“和平”的东西，不过是战争才停止，或者尚未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罢了。外表上仿佛是一片平静，暗中的激流却早已潜伏着；时机一到，动荡就开始了。且看那大自然吧，和煦的风吹拂着树林，及时的雨滋润着万物，看起来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为人间造福的。但是烈火藏在地下，一旦火山喷发，万物都被毁灭了。所以那时是降临的和风细雨，只是暂时存在的现象；世界并不能永远安逸，好像亚当的老家那样。人类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衣食、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斗争，都表现得很明显，已是不能掩盖的事了。甚至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呼吸空气，就发生争空气的斗争，肺量强的人就会得胜。所以说，残杀的动机，是随生命开始的；所谓和平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开始的时候，原始人都以英勇、顽强、猛烈的精神，进行着反抗战斗，逐渐地发展到文明社会了。他们有了教化，风俗也变迁了，便开始变得懦弱起来。他们知道前途是那么艰险，就索性保守，想逃避斗争了。但是，战场就在眼前，又明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理想过来。他们或者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人们所不能到的地域，或者把这种理想推迟到不知多少年代以后。从柏拉图（Platon）的《理想国》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们抱着这种想法的，不知有多少人。虽然从古代到现在，绝对没有这种和平的征象，但是他们仍然伸长头颈，遥望将来，心神奔驰到所向往的目标上去；成天追求，不肯放弃，这也许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因素吧？

我们中国的哲学家们，却根本不同于西方。他们的心神所向往的，是在唐尧虞舜那么遥远的时代，或者索性进入太古时代，神游于那个人兽杂居的世界之中。他们以为那时候什么祸害也没有，人们都可以顺从自然，不像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污浊而艰险，使人无法生活下去。这种说法，同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事实对照起来，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远古人民在发展和迁移中，进行着的抗争和辛勤劳动，即使不比现在更为艰苦，也绝不会比今天稍微轻松些。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历史记载没有遗留下来，他们流血流汗的痕迹，都已统统消灭了，因而后人追想起来，好像那时代是非常快乐似的。如果教这些哲学家们生活在那个时候，跟古代人民一起同患难，他们便会感到颓唐失望，进而追念盘古氏还没有出生，天地还没有开辟的世界，这又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所以，凡是有着这种念头的人，必定是没有什么希望，不想前进，不肯努力；这同西方的思想比较起来，就有如水火不能相容。如果不是自杀去追随古人，就必定一辈子毫无希望，无所作为，使大家奔向所信仰的主要目标；只好束手无策，长声哀叹，精神和肉体一起堕落罢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论调，还可以看出我们古代那些思想家，决不认为中国是一片乐土，好像现代人所宣扬的那样。他们只感到自己十分懦弱，无所作为，于是只希求超脱尘世，神往于远古，让人类堕落到爬虫、野兽的地步，而他们自己可以隐居山林，了此一生。哲学家是这样，而社会上却吹捧他们，说他们是超脱清高的人，而他们自己则说：“我是禽兽虫豸，我是禽兽虫豸啊！”也有些想法不同的人，就著书立说，想把人们一起带到那遥远的古代，像老子这种人，就是最杰出的代表。老子写了五千字的著作，主要的意志就在于不触犯人心。为了不触犯人心的缘故，就得首先是自己做到心如槁木，提出“无为而治”的办法；用“无为”的“为”来改造社会，于是世界就会太平了。这方法真是好得很呵。然而，可惜自从星云凝固，人类出现之后，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物无不存在着拼死的斗争。就算自然界进化也许会停止吧，但是生物绝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如果阻止它向前发展，那就势必走向衰落。像这样的具体例子，世界上是很多的，看一看那些古代的国家，都是可靠的例证。如果真能逐渐使人类社会，回到禽兽、爬虫、草木以及原生物的状态，又逐渐变成无生命的东西，那么，虽然宇宙还是那么广大，有生命的东西却都已不存在了，一切都成了虚无，那岂不是最清静了吗？但是，不幸的是进化犹如飞奔着的箭，除非掉下来，是不可能停止的；除非落到物体上面，是不会打住的。祈求飞箭倒过头来，飞回原来的弦上，这是情理上不会有的事。这就是人世之所以可悲，而“摩罗诗派”之所以伟大的道理。人类得到这种力量，就可以生存，就可以发展，就可以进步，就可以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中国的政治理想在于不触犯，这同上面所说的观点不一样。如果有人触犯别人，或者有人受到别人触犯，这是皇帝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保护统治地位，使子孙万代，永远做帝王，没有止境。所以，天才（Genius）一出来，他们就竭尽全力把它毁灭了。如果有人能触犯我，或者又能触犯别人的人，这是人民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平安地生活着，宁愿蜷伏着，堕落下去，而厌恶进取。所以，天才一出来，他们也要竭尽全力把他毁灭掉。柏拉图创立一个理想国，认为诗人会扰乱统治，因此必须把他们流放到理想国外面去。尽管国家有好有坏，见解有高低不同，但是两者的统治手段实际是一致的。

诗人，就是那些能触犯人们心灵的人。所有人的心中，本来都是有诗的。如果诗人写诗，诗绝不是诗人所独有的。人们一读他所写的诗，便能领会，这就是说，人们心中本来就有诗人的诗，否则，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呢？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不能说出来，诗人代为表达出来，仿佛拿起拨子把琴一弹，心弦立即受到感应。那琴音震荡在心灵深处，使一切蕴藏着感情的人都抬起头来，好像望见朝阳一样；使美丽、雄伟、坚强以及高尚的精神更加发扬起来。于是污浊的和平状态，就会被打破了；和平一被破坏，人道就发扬了。然而，从最高的上帝，到最下层的奴隶们，也就不能不因此改变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了。于是他们便同心协力，加以摧残，希望永远保持老样子，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一直保存着老样子，这就是所谓古老的国家。可是，诗歌毕竟是不可能消灭完的，于是，他们又造出种种清规戒律来加以约束它。比如我们中国的诗歌吧，虞舜说“诗言志”，后来圣贤著书立说，则认为诗歌能约束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的基本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无邪”二字。但是，既然说诗是言志的，为什么加以约束呢？如果强加以“无邪”，那就不是言志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不等于在牢笼和鞭子的抽打下，还说什么给你自由吗？不过后代的文学，颠来倒去，果然都超脱不出这个界限。那些颂扬统治阶级，讨好豪门权贵的作品，不用说了；就是那些有感于鸣虫飞鸟，山林泉壑，从而产生的诗篇，往往也受到种种无形的拘束，不能抒写天地间真正的美妙东西。要不然，就只有那些悲痛愤盖世事，怀念从前的圣贤，可有可无的作品，勉强在世上流行。如果他们在吞吞吐吐的言辞中，偶尔流露出一点男女情爱的东西，那些儒家门徒便纷纷加以责备，更何况那些大反世俗的作品呢？只有屈原在临死之前，心里涌起波涛，想投入泊罗江中；他回望那家乡的高山，悲叹着祖国没有贤人，于是抒发哀怨，写成了瑰奇的诗篇。他面对着江水，一切顾虑都抛弃了；他怨恨世俗的混浊，歌唱自己的美好的才能。从太古时代开始，一直到万物中最细微的东西，他都提出了种种疑问。他大胆抒怀，无所忌惮，说出了从前人们所不敢说的话。但是，他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艳丽的词藻，凄凉的音调，而反抗和挑战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呈现出来。因此，他的诗对后代人的感动力量不是怎么强大的。刘勰说：“才能高的人，就从中吸取宏伟的体裁；内心灵巧的人，就猎取些美艳的词藻；一般欣赏的人，喜欢其中山水的描绘；初学的人只效法美人香草的比喻。”总之，人们都只是注重屈原作品的外表，没有接触到它的本质。因此，这位孤独的伟大诗人死了，社会还是那个老样子。在刘勰所说的这四句话里，包含多么深沉的悲哀啊！所以，那些雄伟壮美的声音不能震动我们的耳膜，也不是今天才如此的。这大都是诗人们唱唱自己的歌，一般人民是不喜爱的。

试看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直到如今，那些诗家词客能够运用他们美妙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感受，以陶治我们的性情，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的，到底有多少呢？从古到今，到处寻觅，几乎找不到一个。但是，这也不能只是责备他们。因为人们心中都刻着“实利”这两个大字。没有得到实利的人，就成天劳劳碌碌；一旦得到了，就昏沉入睡了。即使有激昂的声响，又怎么能触动他们呢？他们的心灵即不被触动，不是枯死，就是萎缩罢了。况且实利的念头，又好像火一般在胸中燃烧，而且所谓实利，又是那么卑劣，微不足道的东西。这样，他们就逐渐地变成卑鄙、懦弱、吝啬，以及保守而畏惧了。他们没有古代人民的纯朴粗犷，却有末代人世的势力刻薄，那又是必然的趋势了。这也是古代那些哲学家们所没有料到的吧。至于说到要用诗歌改变人的性情，使人们达到真诚、善良、美好、雄伟、刚强而敢做敢为的境界，听到的人也许会讥笑这种想法是迂腐的吧。何况这种事本来是无形的，它的效果也不会在顷刻之间就能显示出来。如果要举一个明确的反证，恐怕没有比那些古代国家被外来敌人所灭亡的事更恰当的了。凡是这样的国家，不但对它们加以鞭打、拘禁，比对野兽还容易些；而且也没有人发出沉痛而响亮的声音，触动后代人，使他们振奋起来。即使有时产生这样的歌声，听到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感动。当他们的创伤痛苦稍稍减轻时，他们就又要营营碌碌忙于谋生，只求活命，不管什么是卑鄙龌龊的了。外国敌人再来，他们就跟着被摧毁了。所以，那些不斗争的民族，他们遭受战争的机会，常常比好斗争的民族要多；而胆小怕死的民族，他们的衰落灭亡，也往往比那些强硬不怕死的民众为多啊！

一八零六年八月，拿破仑大败普鲁士军队。第二年七月，普鲁士求和，成为法国的附庸国。但是，当时德意志民族随遭到战败的屈辱，但古代的精神的光辉，还仍然保存着，没有消逝。于是产生了阿恩特（E. M. Arndt），写出了《时代的精神》（Geist der Zeit）一篇，以雄伟壮丽的笔调，宣扬独立自由的呼声。德国人民读了以后，同仇敌忾的心情大大炽烈起来。不久，他被敌人察觉，追捕很紧，就逃到瑞士去了。到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严寒和大火之中被打败了，逃回巴黎；整个欧洲因此就风起云涌，纷纷组织兵力，进行反抗。第二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下令征兆人民，建立军队，宣告为三件事而战斗，那就是：自由、正义、祖国。青年学生、诗人和艺术家都争先恐后地投笔从戎。这时，阿恩特也回国了，写了《什么是国民军？》和《莱茵河是德国的大河，而不是她的边界》两首诗，以鼓舞青年们的斗志。当时在义勇军里，还有一个人名叫特沃夺·柯尔纳（Thedor Korner）。他毅然放弃笔墨生涯，辞去维也纳国立剧院诗人的职位，离别了父母和爱人，拿起武器就走了。他写信给她的父母亲说：“普鲁士的雄鹰，已经以它的翅膀的拍击和赤诚的心雄，唤醒德意志民族伟大的希望了。我的歌唱，都是向往我的祖国的。我要抛弃一切幸福和欢乐，为祖国而战死！啊，我依靠上帝的力量，已经彻底觉悟了。为了祖国人民的自由和人生的美好意义，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牺牲吗？无限的热了在我的心中汹涌着，我站起来了！”后来他的《琴与剑》（Leier and Schwert）诗集，也都是以这种精神凝结成激昂的歌声。只要翻开他的诗集一读，热血就会沸腾。不过，当时像这样胸怀热情而觉醒起来的，并非只有柯尔纳一个人。整个德国青年，都是如此。柯尔纳的声音，就是全德国人的声音；柯尔纳的热血，就是全德国人的热血啊。所以，推广来说，大败拿破仑的，不是什么国家，不是什么皇帝，也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人民。人民都有诗，也就是有诗人的才能，于是德国终于没有灭亡。这难道是那些死抱着功利，排斥诗歌，或者依靠外国的破烂武器，图谋保卫自己的衣食和家室的人们，所能意料得到的吗？不过，这只是把诗歌的力量同米和盐相比较，借以震醒那些崇拜实利的人们，使他们知道黄金和黑铁，绝对不能振兴国家；而且德、法这两个国家的外表，也不是我们中国所能生吞活剥的。这里我揭示他们的实质，只希望我们有所理解罢了。这篇文章的本意，还不在这里呢。

三

从纯文学的观点说来，一切艺术的本质，都在于使观众和听众能感到振奋和喜悦。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本质也应该是这样。它同个人和国家的存亡，没有什么联系。它完全脱离实际利益，也不是穷究什么哲理。所以，从它的功用上来看，在增进知识方面，不及历史书册；在劝戒人群上，不如格言；在使人发家致富方面，不及工商业；在获取功名上，不如毕业文凭。不过，世间上自从有了文学，人们便因而接近满足了。英国道登（E.Dowdon）曾经说过：“世界上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观看、诵读以后，对于人世似乎没有什么裨益，这种情况是常常有的。但是，我们却喜欢观赏和阅读，就好象在大海中游泳，面前是茫茫一片，我们在波涛间浮游。当我们游泳完了，就会感到身心有了变化。而那大海本身，实际上只是波涌涛飞，没有什么思想感情，也始终没有给予我们什么教训和格言。但是游泳者的元气和体力，却因此而突然增强了。”所以，文学对于人生，它的功用决不在衣食、房屋，以及宗教、道德等之下。这是因为人生活于天地间，必定又是自觉勤奋劳动，有时也会精神颓唐而迷惘；有时必须努力谋生计，有时也会忘记谋生的事情而去寻欢作乐；有时活动在现实世界，有时神驰于理想的境界。如果只是偏在一个方面努力，这就是不完满了。严寒的冬天永远存在，春天的生气就不会降临；虽然去壳或者，灵魂却死了。这种人虽然活着，但是人生的意义丧失了。文学这种没有用的游泳，那道理就在这种地方吧？约翰·密勒说：“近代文明，没有不以科学为手段，以合理为准绳，以功利为目的。”世界潮流是这样，因此文学的作用更加突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文学能培育我们理想，培育人们的理想，就是文学的任务和作用。

此外，与文学的功能有联系的，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启发人生的奥秘，并能直接揭示人生的实质和规律，这是科学所不能做到的。所谓奥秘，也就是人生的真理。这种真理，是很微妙而深奥的，一般学生都无法说出来。就好像热带地方的人在没有看到冰以前，你同他谈冰，虽然用物理学、生理学加以说明，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水能凝固，冰是寒冷的。只有直接给他们看看冰块，叫他们用手摸一下，你即使不说什么冰的性质和能力，冰这东西，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就可以直接了解，再不会有什么疑惑了。文学也是这样，虽然分析判断方面，不如科学那么严密，但是，人生的真理，却直接蕴藏在言词之中，使听到那声音的人们，心灵便豁然开朗，立刻与现实人生结合起来。犹如热带人在看到冰以后，以前竭力思索和研究而不能明白的道理，如今完全清楚了。从前安诺德（M. Arnold）认为“诗是生活的批判”，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人们如果读荷马（Homeros）以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不仅仅接触了诗歌，而且就与人生相联系，从而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生中所存在的优点和缺陷，便会更加努力，以实现那美满的理想。文学的这种功效，就是教育的意义了。既有教育意义，才能有益人生。而且文学的教育又不是一般的教育，它能实际启发自觉、勇猛、力求进步的精神。凡是衰弱、颓败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由于不原听取这种教育而开始的。

但是，也有人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诗歌的，那就又有不同的见解了。他们的要旨在于，认为文学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说，诗歌有主要因素，这就是表达观念的真实。这真实是什么呢？他们说，这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同人类的普遍观念经验。所以，掌握人类的经验愈是广泛，诗歌的意义也就愈广泛。所谓道德，不外是人类的普遍观念所形成的。因此，诗歌与道德的联系，就因为都出于自然。诗歌与道德相一致，就是观念的真实，诗歌的生命在这里，不朽的精神也在这里。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与社会的法则背道而驰。由于违背了社会法则，就一定会违反人类的普遍观念；而违反了人类的普遍观念，必定得不到观念的真实。观念的真实一旦丧失，这种诗歌也就应该消亡了。因此，诗歌的消亡，往往是由于违反了道德的缘故。不过，诗歌也有违反了道德而居然能存在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是暂时的现象罢了。我国所谓“无邪”之说，正好与这种理论符合。如果将来中国文学事业有一天真会复兴起来，我担心主张这种学说，并且竭力摧毁文学新苗的，必将大有人在。而欧洲那些批评家们，也有不少是抱着这种见解来评论文学的。

十九世纪初年，全世界为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所震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希腊等国，都振奋起来了。往日的沉梦，都一下子苏醒过来了，只有英国比较没有什么变动。但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冲突，时常产生不平的现象。诗人拜伦，正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在他之前，有司各特（W. Scott）等人，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平稳妥帖、详尽切实的，同旧的宗教道德极为融洽。等到拜伦起来，才摆脱陈旧的传统，直接书写他所信仰的东西，而且他的作品都充满了刚强、反抗、破坏和挑战。和平的人们，怎能不害怕呢？于是人们就叫他撒旦，这个称呼是骚塞（R. Southey）开始用的，而大家就随声附和。后来，又有人扩展到称呼雪莱（P. B. Shelley）以下几个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骚赛也是诗人，由于他的作品能够得到当时人们普遍的同情，于是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他竭力攻击拜伦，拜伦也进行反击，痛骂它是诗商。他的著作有《纳尔逊专》（The Life of Lord Nelson），现在世上还很流行。

《旧约》记载上帝用七天创造了天地，最后用泥团捏成一个男子，取名为亚当。后来上帝担心他一个人太寂寞了，又把亚当的肋骨抽出，造个女人，名叫夏娃；他们两个都住在伊甸园里。接着还增添些鸟兽和花木，开除了四条河流。那伊甸园中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另一棵叫做“知识”。上帝禁止人类去吃树上的果子，魔鬼就化成一条蛇来引诱夏娃，叫她吃了果子，于是她就获得生命和知识了。上帝大怒，立即把人干出来，而且诅咒这条蛇。从此，蛇只能在地上爬行而吃泥土。人则既要劳苦谋生，又要老死，子孙后代一直在遭受这种惩罚。英国诗人弥而顿（J. Milton）曾采取这个故事，写成《失乐园》（Paradise Lost），描述上帝与撒旦的战斗，以象征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撒旦的形状是非常狰狞可怕的。自从这诗问世以后，人民就更加憎恶撒旦了。可是，从信仰不同的我们中国人看来，亚当住在伊甸园中，同笼子里的鸟雀，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他无知无识，只知道信奉上帝，如果没有魔鬼的诱惑，人类将不会产生出来。这样说来，世界人类无不有着魔鬼的血统。对人类社会有好处的，撒旦是第一个了。但是，作为基督教徒，身上背着魔鬼这个恶名，正如中国所谓“离经叛道”一样，人们就会一起鄙弃他，使他在这社会上站不住脚。不是顽强，善于斗争，胸襟开朗，而长于思考的人们，那是经受不住的。亚当和夏娃离开乐园后，生了两个儿子，打得叫亚伯，小的叫该隐。亚伯放羊，该隐种地；他们俩都曾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献给上帝。上帝是喜欢吃荤腥的东西，而厌恶果子的，就拒绝了该隐所献东西。由此，该隐逐渐同亚伯争吵，终于把亚伯杀死了。上帝便诅咒该隐，是他的地里长不出东西来，他只好流亡到异乡去了。拜伦采用这个故事，写了一部诗剧，对上帝大加指责。于是那些基督教徒都被激怒了，说这是亵渎神圣，败坏风俗，宣扬灵魂有尽的诗篇，对拜伦竭力进行攻击。直到现在，有些评论家还拿这个理由责难拜伦。当时只有摩尔（Th. Moore）与雪莱两个人，极力称赞拜伦的诗篇的壮美伟大。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认为这是千古绝唱；在英国文学中，这是最杰出的作品。后来他劝艾克曼（J. P. Eckermann）学习英国语言，就是希望它直接读这部作品。

《旧约》上还记载该隐流亡以后，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经过无数年代，人类更加繁殖了。于是，人们心中所想的，经常涉及坏事情，上帝又因此后悔了，便向毁灭人类。有一个人叫挪亚，只有他信奉上帝最虔诚。上帝便吩咐他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把他的家属，以及动物植物，分门别类，各选出一种，搬到方舟上去住。随后，下大雨四十昼夜，洪水泛滥，一切生物完全消灭了，只有挪亚的家族保存下来，洪水退后，他们回到陆地上居住，又生了许多子孙，直到今天，绵绵不绝。我们叙述这故事，讲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上帝也后悔，这件事未免太离奇了吧。而人们憎恶的撒旦，这个道理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既然是挪亚的后代子孙，必定要竭力斥责那些反抗者，战战兢兢地敬奉上帝，继承祖宗的事业；希望洪水再次泛滥的时候，还能得到上帝的密令，而在方舟上保存自己呵。不过，我曾经听到生物学家说过，有“返祖遗传”这种现象，这就是在生物界中常常有奇异的品种出现，同它的老祖宗很相似。有如人们所养的马，往往出生野马来，好像斑马（Zebra）一样。这时那未被驯服以前的形状，现在又重现了出来的。撒旦诗人的诞生，大概也是这样吧，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只是群马对着一批不服驾驭的野马感到愤怒，以起来用蹄踢它，这本是可悲可叹的啊！

四

拜伦名叫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出身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海盗勃朗（Burun）族。这个家族后来移居诺曼底，追随威廉忘到了英国，直到查理二世时，才开始改用现在这个姓氏。拜伦与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诞生在伦敦，十二岁便写诗了。成年后，入剑桥大学读书，没有读完，不久就决定离开英国，作广泛的游历。他先到葡萄牙，后又东到希腊、土耳其和小亚细亚，饱览了这些地方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奇异的民族风俗，写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两卷，内容瑰奇变幻，仿佛波光云影一般，令人惊叹叫绝。以后，他又写了《异教徒》（The Giaour）和《阿拜多斯的新娘》（The Bridge of Abydos）两篇叙事诗，都取材于土耳其。前一篇描述一个异教徒（这是对回教而说的）同哈桑的妻子通奸，哈桑把他的妻子扔到水里溺死，异教徒也逃走了。但是后来他终于回来，杀死哈桑，进寺院忏悔。绝望悲痛的情调洋溢在笔墨之间，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后一篇描写女子楚来加爱上西里姆，而她的父亲却将要把她嫁给别人。她和西里姆一起逃走，不久被抓了回来；西里姆搏斗而死，她也自杀了。诗中充满着反抗的声音。到了一八一四年一月，拜伦创作了长诗《海盗》（The Corsair），是中的英雄名叫康拉德。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并且蔑视一切道德，只依靠他那坚强的意志，当了海盗的首领，率领他的部下，在海上建立了一个大国。他只凭着孤独的船与利剑，随心所至，所向无敌。他家里除了爱妻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康拉德从前虽然信封过上帝，但是他老早把上帝抛弃，上帝也已经抛弃康拉德了。因此，一把剑的威力，就是他的权势。什么国家的法律，社会的道德，他都加以轻蔑。只要掌握了权力，他就可以靠它来实现他的意志，别人怎么想，上帝有什么命意，他都不考虑。如果问他命运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回答：“命运就在剑鞘里。一旦拔剑出鞘，光芒外射，连彗星也会失去光彩，如此而已。”不过，康拉德这个人，并不是天生大恶人，他内心具有高尚而纯洁的思想，并且曾经打算尽他的力量，为人间谋福利。只是后来他看到小人得势，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而且芸芸众生之中，大都具有猜忌、中伤别人的品性，于是他对人世就逐渐变为厌恶，终于用他自己受某些人的损害而产生的怨恨向整个社会进行报复了。他驾着轻舟，挥着利剑，不论是对人还是对神，他都进行反抗挑战。原来只有报复这件事一股脑儿贯注在他全部精神之中了。有一次，他攻打塞特城失败了，被囚禁起来。塞特的一个妃子，爱他的英勇，帮助他越狱，然后跟他一起坐船逃走。他在海上遇到了部下，就大喊道：“那是我的船哪，那是我血红色的旗帜呵！我的命运还未在海上结束呵！”但是，当他回到他的老家时，银灯暗淡，爱妻已经死了。不久，康拉德自己也失踪了。他的党羽在海上到处找他，毫无踪迹。只有她那无边的罪恶，仗义的名声，永远留在世界上罢了。拜伦的祖父约翰，曾经想到自己的祖先是海盗之王，便参加海军，以后当了统帅。拜伦写这首诗的起因似乎也一样。有人甚至就称拜伦为海盗，他听到后，私下很高兴。可见诗中康拉德的为人，实际上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这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三个月以后，拜伦又写了《莱拉》（Lara）一诗，描写莱拉曾经跟海盗一样地杀人。后来策划起义，战败受伤，被一支飞过来的箭穿过胸膛而死。诗中叙述这位富于自尊心的好汉，竭力反抗不可逃避的命运，情景非常惨烈，简直无与伦比。此外，拜伦还有其它的创作，不过都不是什么杰作。他的诗歌风格大都学习司各特，司各特从此专心从事小说创作，不再写诗了，是为了避开拜伦的缘故。不久，拜伦同他的妻子离婚，社会上虽然不知道离婚的原因，却纷纷责难他。每次拜伦出席议会时，嘲笑和谩骂他的声音便到处传来，甚至不许他到剧场去。他的朋友摩尔为拜伦写了一本传记，评论这件事说：“社会上对待拜伦，就像他的母亲对待他一样；一会儿爱，一会儿恨，没有一定的判断。”其实，迫害天才，乃是人间常事，到处一样，难道只是英国如此吗？我们中国从汉朝、晋朝以来，凡是享有盛名的文人，大都受到诽谤。刘勰曾经为他们辩护说：“上天赋于人的五种才能，长短不同，而各有所用；如果不是什么圣贤，很难求全责备。但是，将相由于地位而显赫，而文人则因职位卑下而常常遇到讥讽。这就是江河为什么汹涌奔腾，而那些细小的流泉只能曲曲折折地流着的缘故啊。”东方的恶习，在这寥寥数语中已经说尽了。但是，拜伦的灾祸，起因却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相反地，倒是由于他的名气太大了。社会上是那么顽固愚蠢，仇人在他的身边窥伺，以抓住时机，便立刻进行攻击，而那些群众不了解情况，竟也随便符合。至于那些对高官显宦歌功颂德，而对穷迫的文人压制打击的人，那就更加卑劣了。而拜伦却从此就不能在英国住下去了。她自己说过：“如果诗人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在英国已毫无价值；如果那些批评是错误的，那么，英国对于我也是毫无价值了，我还是走吧？不过，事情还没有完，我即使到外国去，他们还要追踪我来的。”不久，他终于离开了英国，一八一六年十月到了意大利。从此以后，拜伦的创作就更加雄伟了。

拜伦在国外所写的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续集，长诗《唐璜》（Don Juan），以及三个诗剧最为雄伟，都是宣扬撒旦而反抗上帝的，说了别人所不能说的话。第一个诗剧是《曼弗雷特》（Manfred），描述曼弗雷特因为失恋绝望，陷入了深沉的痛哭之中，想忘记悲痛而不可能。魔鬼看到这种情况，问他有什么要求。曼弗雷特说：“只希望能忘记一切”。魔鬼告诉他，死了才能忘记。他就回答：“死，果真能使人忘记吗？”他心中又很怀疑，就不相信这种话了。后来有个魔鬼要曼弗雷特屈服，但是曼弗雷特忽然用意志控制了痛苦，毅然斥责魔鬼说：“你们绝对不能引诱我，使我灭亡！……我呀，我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人。滚开吧，魔鬼们！死神的手掌确实已经抓住我了，但是这决不是你们的手掌！”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己做好事做坏事，褒贬赏罚也完全在自己，天神魔鬼都不可能欺压他，何况其他的东西？曼弗雷特的意志是如此坚强，拜伦也是这样。所以，有的评论家就把这个诗剧同歌德的诗剧《浮士德》（Faust）相提并论了。

第二个诗剧是《该隐》（Cain），它所根据的典故已经在上面讲过了。其中有一个魔鬼叫路西弗，带领该隐遨游太空，跟他谈论善恶生死的道理，该隐觉悟了，于是拜这个恶魔为师。这部作品出版后，受到教徒们猛烈的攻击，于是拜伦有些了《天和地》（Heaven and Earth）作为答复。这诗中的英雄是杰非特，他博爱而厌世，也抨击宗教，揭露宗教中不合理的地方。撒旦是怎样产生的呢？根据基督教徒说来，撒旦原始天使长，只是他忽然有了一个大希望，生了反叛上帝的心，他被打败而坠落到地狱中去，于是便称为魔鬼了。这样看来，魔鬼也是上帝亲手造的了。后来，魔鬼偷偷溜进乐园，由于他的一句话，那个极美好而安乐的伊甸园就立即被毁灭了。假如不是他有那强大的力量，怎能如此呢？伊甸园，原是上帝所保护的地方，而魔鬼竟能摧毁它，这怎能说上帝是全能的呢？而且山地自己造出那个邪恶的东西，又因此惩罚他，甚至牵连到全人类，那么上帝的仁慈又在哪里呢？所以该隐说：“上帝，是一切不幸的根源。上帝自己也是不幸的，亲手制造被毁灭的不幸者，这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而我的父亲却说，上帝是全能的。我问他：‘既然上帝是善良的，怎么又做恶事呢？’他回答说：‘做恶事，就是行善之道呵！’”上帝的行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先使人受冻挨饿，然后再给人衣服、食物；现使人得了瘟疫，然后才给他们救济。上帝亲手造罪人，又说：“我饶恕你了。”而人们却说：“神恩浩荡啊！神恩浩荡啊！”人们奔波忙碌，还造起礼拜堂来呢。但是，路西弗不是这样。他说：“我对天堂发誓，胜过我的强者是确实有的，但绝没有驾临与我之上的统治者。上帝战胜了我，就说我恶；如果我战胜了，恶救灾上帝了，善和恶的位置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善恶论，同尼采所说的正相反。尼采认为，由于强者胜过弱者的缘故，弱者就把他所做的事叫作恶。所以，恶实在是强者的代名词。而这里，却是把恶作为弱者的一种冤枉的称呼。所以，尼采主张自强，且歌颂强者。这里魔鬼也要自强，却竭力反抗强者。他们的所谓好恶很不相同，不过都想自强，这点是一致的罢了。人们说上帝是强者，因此也是最善者。但是，善者却不喜欢美果，特别爱吃腥膻的东西。该隐所贡献的，纯洁无比，上帝却刮起旋风，把它们吹落。人类的祖先，是上帝创造的，一旦违反了他的心意，就发洪水，连同无辜的鸟兽、花木等都被毁灭了。人们却说：“这是为了消灭罪恶，神恩浩荡啊！”而杰非特则说：“你们这些得救了的小子们呵！你们以为自己从狂暴的波涛中逃生了，就得到上帝的恩赐马？你们苟且偷生，追求饮食男女，眼看世界灭亡，而不感到怜悯可叹；你们有没有勇气，敢于抵抗狂涛巨浪，跟你们的同胞共命运。你们只随着父亲逃避到方舟上面，而在世界的坟墓上建立城市，难道一点惭愧都没有吗？”但是，人们居然毫不惭愧。他们正趴在地上，大唱颂歌，有无休止。正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也就强大了。如果大街都走开，不理睬他，那么，他还能有什么威力呢？人们既然把威力给了上帝，又借上帝的力量来压制撒旦，而这种人，就是上帝过去所毁灭的同类。从撒旦的观点看来，它们如此顽固愚蠢而恶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假如要去启发他们，可是话还没有说出来，大家都赶快抛开了；内容究竟怎么样，他们是不去考虑的。如果随他们去吧，这不合撒旦的心意，所以撒旦又在世界上使用他的权利了。上帝，是一种权力；撒旦，也是一种权力。只是撒旦的力量，是从上帝那里产生出来的，如果上帝的力量消灭了，撒旦也不会取而代之。撒旦对上用力反抗上帝，对下用力压制人群，行为矛盾，实在没有比这更大了。但是，他之所以要压制人群，这是为了反抗的缘故。如果大家一起反抗，还压制他们做什么呢？拜伦也是这样。他自己一定要站在人群的前面，面对与那些落后于大众的人们，他感到很愤怒。如果他自己不站在别人前面，就不能使别人不落后于大众。但是让别人跟在后头，而自己却站在别人之前，这又是撒旦认为奇耻大辱的事情。所以，拜伦既宣扬威力，歌颂强者，又说：“我爱亚美利加，那自由的乡土，上帝的绿洲，不受压迫的地方啊！”这样看来，拜伦既喜欢拿破仑的毁灭世界，也敬爱华盛顿的为自由而斗争；既向往于海盗的横行，也独自去援助希腊的独立运动。压制与反抗，一个人都兼而有之了。然而，自由就在这里，人道也就在这里。

五

凡是非常自尊的人，常常感到不平；他愤世嫉俗，发出响亮的吼声，同对手想争高下。因为这种人既然特别自尊，当然不会退让，也不会有调和余地；意志所向，非达到目的不可。由于这样，他逐渐同社会发生冲突，对于人世逐渐感到有所厌倦。拜伦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他说：“贫瘠不毛的地方，我们能收获到什么东西呢？……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用最荒谬的习俗作为衡量的标准。所谓舆论，的确具有很大的势力，而舆论正是用黑暗来蒙蔽全世界。”她所说的话，与近代挪威文学家易卜生（H. Ibsen）的看法是一致的。易卜生生于近代，对世俗的昏黑迷惑。感到很愤慨，他悲痛真理的光辉已经隐没。他通过《人民公敌》一剧，表达自己的见解，把斯托克曼医生坚持真理，反抗庸俗愚昧，终于得到了“社会之敌”的称号。他自己既被房东赶出来，他的女儿又为学校所排斥。但是，他始终奋斗到底，毫不动摇。在剧本的最后，他说：“我又望见真理了，地球上最坚强的人，就是最孤独的人呵。”这就是易卜生的处世哲学。但是，拜伦同他不完全一样。凡是拜伦所描绘的人物都抱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有着各种不同的行为。有的是因愤愤不平而厌世，远远地离开群众，宁愿与大自然作伴侣，比如哈洛尔特；有的厌世到了极点，甚至希望自我毁灭，比如曼弗雷特；有的受到人与神的残酷的迫害，于是很之入骨，都希望加以破坏，用这样的手段来复仇，比如康拉德于路西弗；有的蔑视道德正义，狂放不羁，浪迹漫游，嘲笑社会，使自己稍感痛快，比如唐璜。要不然，便崇拜侠义的行为，帮助弱者，而打抱不平，鞭挞有势力的愚蠢人，即使得罪了整个社会，也无所畏惧。这就是拜伦一生最后时期的情况。拜伦前期的经历完全像上面所提到的作品中那血多人物，只是还没有悲叹绝望，自愿远离人间，像曼弗雷特所做的那样罢了。。所以，拜伦心中怀着不平之气，奔突而出，总是傲慢放纵，不怕舆论，进行破坏复仇，毫无顾虑；而他那种狭义的性格，也就潜伏在这样的烈火之中。他珍惜独立而热爱自由，如果有奴隶站在它的前面，他一定会深深地感到悲哀而怒目而视。他心中悲哀，是因为哀其不幸；怒目而视，是因为怒其不争。这就是诗人为什么要去援助希腊的独立，而终于死在希腊军中的道理啊！

拜伦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曾经说过：“为了争取自由，如果不可能在本国战斗，便应当在别的国家从事战斗。”当时，意大利正为奥地利所统治，失去了自由，有一个秘密政党组织起来，策划意大利独立。拜伦便秘密参与了这事，把鼓吹自由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有凶手密探在他周围追踪，他始终没有停过散步和骑马等活动。后来，这个秘密政党被奥地利人所破获，独立的希望消失了，但是他的精神始终没有丧失。拜伦对于意大利的督促与鼓舞的力量，以致影响到后来；激发了马志尼，激发了加富尔，意大利的独立终于实现了。所以，马志尼说：“意大利的独立，实在依靠拜伦。他是复兴我祖国的人啊！”这话说得很对。

拜伦平时对于希腊极抱同情，心神所向，就好像磁针指南一样。只是希腊当时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并入了土耳其的版图，受到土耳其的压迫蹂躏，不敢起来反抗。世人对希腊的惋惜和愤怒，常常在他作品中流露出来。他追怀希腊昔日的光荣，哀叹后代的衰弱；有时加以斥责，有时给予激励。他希望能使希腊奋起，驱逐土耳其而复兴起来，能重新看见那个灿烂庄严的希腊。正如他在《异教徒》和《唐璜》两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的怨愤与指责之深切，以及希望之诚挚，都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一八二三年，伦敦的希腊协会写信给拜伦，请他援助希腊的独立。拜伦平日对当时的希腊人极为不满，曾经称他们为“世袭的奴隶”和“自由民族后代的奴隶”，因此没有立即答应。但由于义愤的缘故，终于答应，就到希腊去了。但是，希腊人民的堕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要想把他们再振作起来，这任务实在很困难，因此拜伦停留在西法洛尼亚岛五个月后，才到米索伦基去。那时候海军和陆军正遭到极大的困难，听说拜伦来到，大家高兴得发狂，便集会欢迎他，仿佛得到一位天使似的。第二年一月，希腊独立政府任命拜伦为总督，并且给他军政大权。而希腊当时的政府非常匮乏，军队里没有隔宿之粮，大势几乎已去。再加上苏里沃特雇佣兵看见拜伦那么宽大，又提出许多要求，稍微不满足，就想逃跑。同时，那些堕落的希腊人，又引诱他们难为拜伦。拜伦感到十分愤怒，激励指责希腊国民性的卑劣。他以前所说的“世袭的奴隶”，果然已到了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了。不过，拜伦还没有灰心失望，他自己屹立在革命的中心，面对着周围的艰险；遇到将士们发生内讧，便去为他们调解。他以自己作为榜样，用人道精神去教育他们。还设法借债，以解除穷困；又建立印刷出版制度，并且加固堡垒，做好战备。正当希腊内部斗争激烈的时候，土耳其果然向米索伦基进攻了。同时苏里沃特雇佣兵三百人，又趁混乱时机占领要害地区。拜伦正在生病，听到这种消息后，处之泰然，竭力把党派间的斗争平息下来，使他们一心一意对付敌人。但是，由于内外交迫，使他身心异常劳顿。时间一久，病情也就逐渐危急了。在临终时，他的随从人员拿来纸笔，要把他的遗嘱记录下来，拜伦说：“不必了，时间已太晚了！”就不再跟他们说话了。过了一会，他以微弱的声音，唤着人名，终于又说：“我的话已说完了。”随从人员说：“我不懂您说什么啊。”拜伦说：“唉，不懂么？唉，太晚了！”样子仿佛很痛苦。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已经把我的所有，和我的健康，统统都交给希腊了；现在又要把我的生命献出了！还有什么别的吗？”说完就死了。这时是一八二四年四月十八日下午六点钟。现在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吧。拜伦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而来的，他本来想以他的天赋的才能，使希腊恢复昔日的荣誉。他自以为振臂一呼，人们就一定会统统追随他的，因为一个外国人还能出于义愤为希腊希腊努力奋斗，而他们祖国的人，即使堕落腐败已年深日久，究竟还有旧日的传统存在，人心未死，怎能对祖国毫无感情了呢？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以前所期望的，都好像是梦境一般，那自由民族后代的奴隶的确不可求药了如此地步。拜伦逝世后的第二天，希腊独立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商店都关了门；炮台鸣炮三十七响，与拜伦的岁数相符。

现在我们根据他的行为和思想，探索一下诗人一生心灵的秘密吧。他常常反抗所遭遇到的一切，致力于他所向往的理想；他珍视力量而崇拜刚强，尊重自己，而喜欢战斗。它的战斗并不像猛兽那样，而是为了独立、自由和人道。关于这些，上文已经简要地叙述过了。所以拜伦的一生，仿佛是猛烈的波涛，急骤的风暴，一切虚伪的粉饰和陈腐的风尚，他都给以扫荡；他从来不知道什么瞻前顾后。他那种充沛蓬勃的精神，简直压制不住，即使奋力战死，也要保持他的精神；不挫败他的敌人，战斗决不停止。同时他又坦率而真诚，毫无忌讳掩饰。他认为人世的毁誉、褒贬、是非和善恶等等东西，都来自习俗，不是出于真诚，因此一概置之不理。因为当时英国社会上充满了虚伪，把繁文缛节当真正的道德，凡是有所探索追求的人，他们就认为是恶人。拜伦喜欢反抗，性格有很直率，自然不能沉默，所以借该隐而说道：“恶魔，就是真理的。”于是他不怕跟人去为敌，社会上那些道德家们，便因此纷纷攻击他了。艾克曼也曾问歌德，拜伦的作品是否有教育意义。歌德回答说：“拜伦作品是刚强雄伟的，那教育意义就在其中了。假如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得到教育。至于什么纯洁呀，道德呀，我们何必要去问这些呢？”这样看来，了解伟大人物的也只有伟大人物吧。

拜伦曾经评论过彭斯（R. Burns），他说：这个诗人，心灵很矛盾，柔弱而刚强，粗疏而细密，空灵而质朴，高尚而卑俗；有神圣的东西，也有污浊的东西。这些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拜伦自己也正是这样。他很自尊，而又怜悯别人当奴隶；他压制别人，而又去援助人家的独立；他不怕狂风怒涛，而骑马有异常警惕；他热爱战斗，崇拜力量，遇到敌人，决不宽恕，而对于囚徒的痛苦，又寄予同情。我想恶魔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吧。况且这不仅只是恶魔如此，所有伟大人物，大概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切人中，如果把他们的假面具撕下来，真心诚意地思索一下，那么完全具备着人士所谓善性而无邪恶因素的人，到底有多少人呢？就是在大众中一一去观察，必定几乎没有一个吧。这样说来，拜伦虽然被这恶魔的称号，打他本来也是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不过，他之所以不能为英国社会所容忍，终于流离颠沛，死于异国，正是假面具对他的迫害。这也就是拜伦索要反抗、破坏的，而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摧残真正的人的东西呵。唉，虚伪的毒害，居然达到如此程度！

拜伦平日写诗非常严肃认真。他曾说过：“英国人的批评，我都不放在心上。如果他们把批评我的诗当作乐事，那就随它去吧。我又怎能去头和他们的胃口呢？我拿起笔来创作，不是为了妇女小孩和那些庸俗的人们，而是用我自己整个心灵满腔激情，全部意志，以及充沛的精神来写诗的，决不是想听取他们那种人的柔靡的赞美声而写作的！”正因为这样，拜伦诗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他的呼吸和精神的体现，打动人们的心灵，就好像神奇的琴弦一拨，立刻得到感应一样。他的力量在整个欧洲扩展，这在英国诗人中是找不到另外一个例子的，只有司各特所写的小说，勉强可以同他相比而已。如果要问拜伦的力量究竟怎样？意大利和希腊两国的情况，已在上面叙述过了，无需多说。其他如西班牙、德意志等国，也都受到它的影响。另外又传入斯拉夫民族而使他们的精神振奋起来，其影响之深远，那就无法说明了。至于在他本国，还有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人，济慈（John Keats）虽然也得到恶魔诗人的称号，但他和拜伦不是一个派别，所以这里就不说了。

六

雪莱或了三十年就死了，他这三十年完全是奇迹，也可以说是没有韵律的诗篇。他那时代既很艰难危险，而他的性格有很耿直，社会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社会；人们不能容忍他，他也不能容忍别人。后来他客居意大利南方，竟在壮年时便夭折了。说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体现，这也许不是夸张的吧。

雪莱于一七九二年诞生在英国一个有名望的是家里，容貌秀丽，举止端庄，从小就爱好沉思默想。上了中学时，同学和老师都很不喜欢他，所遇到的虐待是不堪忍受的，因此诗人心中造就滋生着反抗的萌芽了。后来他写了一本小说，把所得的稿费邀请八个朋友来吃饭喝酒，因此人家就叫他疯子了。后来他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经常写信个一些名流求教。当时宗教大权都掌握在那些顽固不化的牧师手里，因此妨碍了人们对自由的信仰。雪莱挺身而出，写了一篇《论无神论的必然性》的文章，扼要地指出，只有仁慈、博爱与平等这三者才是使世界成为乐园的要素。至于宗教，对于这些毫无用处，完全可以不要它。这篇文章印行后，校长看见了大为震动，终于把他开除了。他的父亲也异常震惊，便叫他回校认罪，但是雪莱不肯，有被逐出家门。世界虽大，可是连故乡也不能回去了。他于是到了伦敦，那时他才十八岁，却以独立在天地之间，断绝一切欢乐，不得不同社会作战了。后来他认识了葛德文（W. Godwin），读到他的著作，从此他的博爱精神更为发扬了。第二年，他到爱尔兰，号召爱尔兰人起来，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想进行政革，但是终于没有成功。到了一八一五年，他的诗篇《阿拉斯特》（Alastor）才出版问世。诗中描述一个抱着理想的人，追求美好的东西，而到处找不到，最后死在旷野之中，这很像他自己的写照。第二年，在瑞士，认识了拜伦。拜伦对他十分称赞，说他像狮子似的矫捷；又很欣赏他的诗，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注意到他。再一年，他写成《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雪莱一生的抱负，大都抒写在这里面了。诗篇中的英雄，名叫莱昂，他以热烈的心胸，雄辩的才能，使他的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他鼓吹自由，反对压迫。但是，正义的事业终于失败了，而压迫的势力却得到胜利，莱昂便这样为正义而死了。这篇诗的内容，有着无限的希望和信仰，以及无穷的热爱。莱昂顽强地追求而不放弃，但终于牺牲了。莱昂实际上就是启示诗人的先觉者，也就是雪莱自己的化生。

至于他的杰作，特别表现在诗剧方面，最伟大的作品有两种：一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一是《钦契》（The Cenci）。前者的故事出自希腊神话，它的主题同拜伦的《该隐》很相近。这诗把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普罗米修斯为了博爱、正义和自由，不怕艰苦，竭力反抗压迫着主神丘比特；把天上火种偷来送给人间，因此被囚禁在山顶上，凶猛的老鹰每天啄食他的肉。但是他始终不屈服，竟把丘比特吓退了。普罗米修斯于是追求女子阿细亚，得到了她的爱情，故事就结束了。阿细亚，就是理想的化身。《钦契》这一篇故事来自意大利，描述女子钦契的父亲非常暴虐残忍，无恶不作，钦契最后把他杀死了。后来，她和她的后母以及兄弟，以期在集市上被绞杀了。评论者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像这样不平常的事情，世界上不是没有的。就拿我们中国的《春秋》来说吧，那是圣人亲手编撰的，其中像样这样一类的事情就有好多起，而且大都是直截了当地写下来，未加掩饰。为什么我们单单对于雪莱的作品，却要符合大家，一起加以责难呢？上面所说的两篇创作，诗人都是用全部力量来抒写的，他自己曾经说过：“我的诗是为大众而创作的，读者将会很多。”他又说：“这是可以在剧场上演的。”但史诗剧完成后，实际上不是这样。社会舆论一位不值一读，演员们也认为不能上演。雪莱是为了反抗虚伪腐朽的习俗而写诗的，而他的诗篇也就因此受到虚伪腐朽的习俗的摧残。这是十九世纪前期那些精神界的战士之所以大都为了正义而同归于尽的原因吧。虽然这样，旧时代已经过去了。至于雪莱的真正的价值，却到了今天才大为显著了。在革新的潮流之中，这一流派，是最大的。葛德文著作的发表，是这个流派的开端，再加上诗人雪莱的声音，就越发深入人心。从此那正义、自由、真理、乃至博爱和希望等观念，都酝酿成熟了。有的称为莱昂，有的化为普罗米修斯，或者成为伊斯兰的勇士，一一在人们面前出现，同陈旧的习俗相对立；革新与破坏，毫不妥协。陈腐的习俗既已破除了，还有什么东西存在着呢？那只有改革的新精神了。十九世纪的新的转机确实依靠这一精神，彭斯倡导与前，拜伦和雪莱续于其后，攻击着，排斥着，人们因此感到惊慌了。在这种惊慌的状态之中，也就推动社会的改革了。所以世界上那些反对破坏，而给破坏着加上种种恶名的人们，只是见到一点而没有全面理解罢了。如果考察了他们的真实情况，那么就可知道光明和希望却是潜伏在破坏之中。丑恶的东西都摧毁了，这对于大众有什么害处呢？所谓“破坏”的罪名，只可从顽固不化的牧师口中说出来，决不可出于广大群众之口。如果他们能听到这些呼声，那么“破坏”这件事更加宝贵了。况且雪莱本来是一个富于理想的人，他不断追求，没有止境；勇猛前进，绝不后退。那些浅薄的人们实在不可能看到他的深刻。如果能真正认识他这个人，就会发现他有卓越的品质，仿佛来自云天；他热情激荡，是无法阻挡的。他凭借着自己的想象，而奔向那神奇的境界，这神奇的境界便存在着美的本体。奥古斯丁说：“我未得到爱，而我渴望爱，因此我抱着希望去追求那值得爱的事物。”雪莱也是这样。所以他终于能摆脱人间而作精神上的遨游，希望自己能达到他所信仰的那个境界。同时他还以美妙的歌声，启发一切尚未觉醒的人们，使他们明白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道理，以及人生价值何在。他发扬同情的精神，并且鼓吹他热切信仰着的进步思想，使人们怀抱着伟大的希望而奋勇前进，跟着时代永远向前。但是世人却骂他是恶魔。于是雪莱便因此而孤立了。人们又排挤他，使他不能久留人间。于是压迫的视力取得胜利，雪莱就这样被害死了，正如阿拉斯特死在大沙漠上一样。

尽管如此，那特别能安慰诗人的心灵的，还有大自然。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靠，于是就把无限的温情寄托在那纯朴的自然风物之中了。一切人心，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由于所受的影响不同，所得到的体会便不一样了。所以，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为实利所蒙蔽，那就想驱使自然，以求得金银财富；如果把智力集中在科学上面，哪就想控制自然，发现它的规律。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人们，从春天到冬天，对于天地之间种种崇高、伟大、美妙的景象，心中毫无感应，使自己的精神才置身现在深渊之中；即使能活上一百岁，也一直不知道光明是什么，他们又怎能领悟所谓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现出婴儿的微小的境界呢？

雪莱小时候，就亲近自然风物，他曾经说过：“我从小喜爱山河和林壑的清幽寂静，在断岩绝壁上嬉游，而把这种危险看作是我自己的伴侣。”考察一下他的生平事迹，的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他还是一个儿童时，他就在密林幽谷之中盘旋了。早晨，他眺望朝阳；晚上，观看繁星。有时低头看看大城市中认识的盛衰变化，有时思索着过去人们的压迫和反抗的历史遗迹。那些荒芜的城池，古老的城市，或者破屋中贫苦人家啼饥号寒的惨状，也时常一一映入他的眼帘。他那高洁的想象，既然同平常人很不一样，他放眼观察自然界，自会感到神秘的力量。眼前的宇宙万物，似乎都具有感情，并且大可留恋。所以他心弦一动，便于天然的音乐合拍共鸣；从而创作出那些抒情诗篇来，都很超脱美妙，简直无法比拟，只有莎士比亚以及斯宾塞的作品，才能和他媲美。

一八一九年春天，雪莱在罗马住下来，第二年迁居比萨。拜伦也到了那里，还有其他许多朋友在一起，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他同朋友一起乘船度海，海上突起风暴，闪起迅雷，相续而来；一会儿波涛平息下来，那条孤单的小船却无踪影了。拜伦听到这消息大为震惊，便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处水边找到了诗人的遗体，就葬在罗马了。雪莱生前，早就打算在生死问题上得到一个解答，他自己说：“关于未来的事情，我觉得柏拉图和培根所说的意境满意了。我心里非常安静，无所畏惧而满怀希望。人们束缚在今天的去壳里面，人的能力都给阴霾的雨雾遮住了，只有死亡来解脱我们，生命的秘密才能阐明。”他又说：“我一无所知，也不能证明什么。心灵中最深奥的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想这种事情，我们一辈子也不能理解呵。”唉，生死问题的确是一件大事，并且道理极为微妙。把这个问题摆着不去解决，诗人又做不到，而解答的方法，又只有一死而已。所以，雪莱又一次曾经坐船掉在海里，他非常高兴地喊道：“今天是我可以解答生死的秘密了！”可是他并没有死成。又有一天，它在海上洗澡，伏在水里不起来，他的朋友把他拉了出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他说：“我常常想钻到水井里去探索，别人说真理就藏在那里面。不过，我望见真理是，你却看见我已死了。”可是，到了这一天，雪莱真的死了。那人生的秘密，也可以得到真正的解答了吧。不过，懂得这个道理的，也只能是雪莱自己了。

七

至于斯拉夫民族，他们的思想同西欧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拜伦的诗歌，却也很快地流传过去，没有遇到什么阻隔。十九世纪初年，俄罗斯文学才开始革新，慢慢地独立起来，并且越来越显著了；到现在已经有同那些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的气势，就连西欧人士也都惊叹它的壮丽和伟大了。不过，考察一下它的开端，实际上只依赖于三位作家，这就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前面两人以诗歌著名于世，他们都受过拜伦的影响；而果戈理则以描绘人生社会的黑暗现象著称，同前面两位作家作风不一样，所以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普希金（A. Pushkin）于一七九九年生于莫斯科。小时候就能作诗，他在文坛上首先创立了浪漫派，因而名声远扬。但是，当时俄国国内时常发生发生暴乱，形势危急，普希金诗中常有所讽喻，因此人们便借口排斥他，要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有几个前辈名流竭力替他辩护，才的赦免，而被贬谪到南方居住。这时候，他开始阅读拜伦的诗，深深地感到拜伦的伟大，于是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起了变化。抒情短诗也常常模仿拜伦，最著名的有《高加索的囚徒的囚徒》，同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非常相似。这首诗描述俄国有一个绝望的青年，被囚禁在异乡，有一位姑娘救了他，把他放走了。那个青年恢复了热情，爱上了她，但后来他还是孤独地走开了。他的《吉卜赛》（Gypsy）一诗也是如此。吉卜赛，是欧洲的流浪民族，过着游牧生活。有一个厌世的人，名叫阿乐哥，爱上吉卜赛人中一个非常美丽的女郎，因此加入了这个民族，并且与这女郎结了婚。但是，他这个人非常嫉忌，逐渐觉察到女郎另有所欢，终于把她杀死了。女郎的父亲没有复仇，只是命令他离开，不许再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两篇诗歌，虽然都具有拜伦的特色，可是又很不相同，因为普希金诗中的英雄们，虽然同样是被世人所鄙弃放逐的，但是又离不开亚历山大时代俄国社会的某些特质。他们容易失望，也容易奋起；都有厌世的倾向，一直都很不坚强。普希金对于这些人物并不同情，他对于那些热衷于复仇而思想并不高明的人们的过失，都加以斥责，不为他们掩饰。这样，社会的伪善现象，既然在人们面前被明显地揭露出来，相形之下，吉卜赛人的粗犷和纯朴，反而更加突出了。评论家们说，普希金所喜欢的人物，逐渐摆脱拜伦式的英雄，转向他的祖国纯朴的人民，实际上就是从这时期开始的。

普希金后来的伟大创作，是《叶甫盖尼·奥涅金》（Eugiene Onieguine）。这诗的题材很简单，而文采却特别富丽；当时俄国的社会风貌，在这诗里被简明地表现出来了。不过，他写这诗推敲了八年，期间所受的影响很不一致，所以人物的性格变化，前后有很大差异。开头两章，还受到拜伦的影响。主人公奥涅金的性格，是竭力反抗社会，对于人世也是绝望的，具有拜伦式的英雄气概，只是已经不凭借想象，逐渐接近于现实，与当时俄国青年的性格很相似了。后来，由于客观环境起了变化，诗人自己的性格也随之改变，于是逐渐摆脱了拜伦的影响，他的创作也一天比一天地有了独特的风格。于是诗篇更加精彩，创作也更加丰富了。至于普希金与拜伦分道扬镳的原因，则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拜伦由于悲观失望，发奋与社会战斗，一直所想，高傲卓绝，是在于普希金的性格是不相容的。她以前之所以崇拜拜伦，乃是出于一时的激动。等到社会风涛平息了，他自己就抛开拜伦，回到他本来的面貌。有人说，国民性的不同应当是这事的关键。因为西欧的思想，和俄国相差很远，普希金之所以离开拜伦，实在是由于个性的关系，个性不合，拜伦影响当然很难长期存在了。上面这两种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不过就普希金个人方面来说，他仅仅模仿拜伦的外表，等到他的放浪生活一结束，便立刻回到他本来的样子，不像莱蒙托夫那样始终抱着消极思想不妨。所以，当普希金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言论更是力求和平，凡与社会可能发生冲突的，他都竭力避开不谈；而且还唱了不少赞歌，颂扬他祖国的武功。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波兰反抗俄国，西欧各国支持波兰，对于俄国十分憎恶。普希金于是写了《给俄罗斯诽谤者》及《波罗金诺纪念日》两首诗，以表明他的爱国。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G. Brandes）对于这一点是有意见的。他认为对只靠武力蹂躏其他民族自由的国家，即使说是爱国，其实只是禽兽之爱的，也是很少见的。普希金万年，和荷兰公使的儿子不合，以致两人决斗，他被打中腹部，两天后便去世了。这时是一八三七年。俄国自从有了普希金，文学界才开始独立。所以文学史家佩平说，真正的俄罗斯文学，的确是随着普希金一起发展起来的。而拜伦得恶魔派的思想，却又通过普希金，传给了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M. Lermontov）生于一八一四年，与普希金差不多同时。他的祖先莱尔蒙特（T. Learmont）原是英国苏格兰人，所以每当他遇到什么不平的时候，他就说要离开俄罗斯这片冰天雪地和警察同志的国土，回到他的故乡去。但是他的性格同俄罗斯人完全一样，想象丰富，多情善感，常常惆怅不已。他小时候就能用德文写诗。后来上大学，被开除了，于是入陆军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当了军官，却像个普通士兵一样。他自己曾说过：“我仅仅是在香槟酒中，加上一些诗味而已。”当他当了沙皇禁卫军骑兵少校后，才模仿拜伦的诗歌，描写东方的故事，并且非常爱慕拜伦的为人。他在日记中说：“今天我读了《拜伦传》，知道他的生平跟我自己有相同的地方。这种偶然的相同，使我大为惊讶。”又说：“拜伦还有一件事与我是相同的，这就是拜伦在苏格兰时，有个保姆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伟大的人物，并且将会结婚两次。’而我在高加索时，也有个老妇人对我的祖母讲过同样的话，即使我的不幸和拜伦一样，我也愿意向那个保姆所说的那样。”不过，莱蒙托夫的为人，也很接近雪莱。雪莱所写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使他非常感动。对于人生的善恶、竞争的问题，使他深深地感到不安，但是他的诗却没有模仿雪莱。开始时，他虽然模仿拜伦和普希金，但是后来他自己也独立创作了。

至于他的思想，又很接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风俗习惯的道德根源都应该改革。他便把这个见解寄托在两首诗中：一首叫《恶魔》（Demon），另一首是《童僧》（Mtsyri）。前一首诗假托一个巨灵，来表达他的思想主题。这个巨灵是被上帝从天堂放逐出来，同时又是憎恨人间道德的人物，他摆脱了世俗的情欲，心里就为憎恨，于是就同天地搏斗。如果他看见芸芸众生为世俗的情欲所激动，他就加以鄙视。后一首诗，是一个少年追求自由的呼声。写的是一个孩子，一直在深山寺院里长大；寺院里的长老原以为他已经同尘世斩断了情思和希望。但是，这孩子的梦魂，却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一天夜里，正当雨横风狂的时候，他趁长老正在祈祷，便悄悄地掏出寺院，在密林里彷徨了三天。他感受到无限的自由，这是他有生以来没有享受过的。他后来说：“那时候，我感到自己像野兽一样，拼命同风雨、雷电，猛虎搏斗。”但是，那个少年在林子里迷失了路，无法回来；几天之后，才被人找到。不过由于他同豹子搏斗已经受伤，竟因此死了。他曾经同看护他的老和尚说：“坟墓，我是不怕的。我听人说过，一生忧患将因此沉入睡眠之中，永远寂静了。不过，我只是惋惜将同我的生命永别了……我还是一个少年……你还记得你少年时代的美梦吗？或者你已经忘记以前人间的爱憎了吧？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对于你，这世界已失去美妙的东西了。你年老体弱，一切希望都已消逝了。”少年又为他描述林中所见，他所体会到的自由的感觉，以及他同豹子搏斗的情况。他说：“你想知道我获得自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想吗？我得到生命了！老人家呵，我得到生命了！如果我这一生没有这三天，那么，将要惨淡无光，一片昏暗，比起你的晚年更不如了。”

当普希金决斗而死时，莱蒙托夫又写了首诗，表达他的悲愤。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你们这些官老爷呀，你们是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你们现在有法律保护，法官对你们毫无办法。但是还有尊严的上帝在天上，你们不能用金钱去贿赂他！……用你们的污血也洗不净我们诗人身上的血痕啊！”这首诗发表后，全国传诵，而莱蒙托夫也因此获罪，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有人营救他，改为充军高加索。他看到了那地方的风光无色，他的诗篇更加雄伟壮美了。当他还是青年时，由于不满人世的思想极为深广，所以写了《恶魔》一诗。这个恶魔，这如撒旦一样，憎恨人间种种卑劣的行径，就极力跟它们进行斗争。这就好像一个勇猛的人，如果遇到只是些庸碌懦弱的人，那他就激怒了。这种人生来就有爱慕美好事物的感情，但是看到茫茫人世熙熙攘攘，不能互相了解，于是就产生了厌倦，憎恨世界了。不过到后来，莱蒙托夫逐渐趋向实际，他所感到不满的，已不是天地人间，而转到同时代的人们中间了。后来他的思想又起了变化，竟突然死于决斗。决斗的原因，就是莱蒙托夫所写的《当代英雄》一书。当初大家以为书中的主人公，是作者自己。到了这本书再版时，他作了答辩。他说：“主人公并非一人，实际上是我们同代所憎恶的对象。”因为这本书所描写的，的确就是当时人们的实况。于是有个朋友叫马尔登诺夫的，便说莱蒙托夫把他的事情写进书中，因此要求跟他决斗。莱蒙托夫不愿意杀害自己的朋友，只是举枪对空中放，但是马尔登诺夫却对准他射击，他就被打死了。他死时至十二十七岁。

前面说的两位诗人，同样从拜伦吸取源泉。而由各有差别。普希金得到的是拜伦的厌世主义的外表，而莱蒙托夫得到的却纯然是消极的观念。所以普希金终于屈服于沙皇的势力，走向和平的道路，而莱蒙托负责奋斗反抗，丝毫没有退缩。波登斯得特评论道：“莱蒙托夫虽然无法战胜袭来的命运，而当命运要他屈服时，他却是非常勇猛而骄傲的。他所写的诗之所以都有着强烈、不妥协、精神振奋与反抗的声响，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莱蒙托夫也很爱国，但与普希金根本不同。因为他不以武力如何来描写祖国的强大。他所爱恋的，乃是乡村大野，以及乡村中人们的生活，并且推而广之，他也热爱高加索土著人民。那些土著人民就是为了争取自由，竭力反抗俄国统治的。莱蒙托夫虽然随着军队，两次参加战役，但也始终热爱高加索土著人民。他所写的《伊斯梅尔·贝》（Ismail-Bey）一诗就是描述这件事的。莱蒙托夫对于拿破仑，也跟拜伦稍微不同。拜伦起初曾谴责拿破仑对于革命思想的错误态度。到了拿破仑失败后，他痛恨那些像野狗争食死狮一样的人们，而崇拜拿破仑。莱蒙托夫则一心责备那些法国人，说他们毁灭了自己的英雄。说到自信，莱蒙托夫也和拜伦一样，他说：“我的好朋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他又怀着雄心壮志，希望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不过，像拜伦所说的，他不是憎恨人世，只是想抛开人世；或者说，我不是爱人爱得太少，而是我更爱自然罢了，这样的思想是不能从莱蒙托夫的身上找到的。在莱蒙托夫一生中，常常以人生的憎恨者自命。一切自然风物之美，凡足以使英国诗人感到欢乐的，在这位俄国英雄的心目中，确是暗淡失色，仿佛浓云密布，雷电急骤，而看不见雨后晴朗的天空。这两国人民的差别，也可以从这里稍微得到一些认识吧。

八

丹麦人勃兰兑斯，对于波兰的浪漫派，举出密茨凯维支（A. Mickiewicz），斯洛瓦茨基（J. Slowacki）和克拉辛斯基（S. Krasinski）三大诗人。

密茨凯维支，是俄国文学家普希金的同代人。一七九七年生在扎希亚小村庄的老家。这个村子在立陶宛境内，与波兰邻近。他十八岁时，到维尔那大学读书，学习语言学。起初他爱上了邻家姑娘玛丽亚·维里茨·萨珂夫娜，而玛丽亚到外地去了，密茨凯维支因此感到很不愉快。后来他逐渐读到拜伦的诗，也写了题名《先人祭》（Dziady）的诗篇。诗中有几个部分描述立陶宛的旧风俗：“每年十一月二日，那里人们一定要在坟头摆上酒和果子，祭祀死者；聚集着村民，牧人和巫师一人，以及许多扮演鬼魂的人。其中有失恋自杀的，虽然在阴间已经宣判过了，但是每逢这一天，仍然要把从前的痛苦再经历一番。不过这诗只是一些片断，没有写完。密茨凯维支后来住在柯夫诺（Kowno）当教师，两三年后回到维尔那。一八二二年，他被俄国官方逮捕，在牢里关了十多个月。牢狱的窗子都是木头做的，分不清昼夜。后来他被送到圣彼得堡，又迁到敖德萨，那里不需要教师，于是他就到了克里米亚，饱览了当地的风光景色，促使他放怀歌咏，后来写成《克里米亚十四行诗》一卷。不久，他回到莫斯科，在总督府中供职，写成叙事诗两部，其一名《格拉席娜》（Grazyna），叙述李塔沃尔王子，同他的岳父委托尔特不和，企图乞求外国军队来援助。他的妻子格拉席娜知道此事后，无法劝阻王子反叛，只好命令守城军队，不许日耳曼派兵进入诺沃格罗德克城。援军于是大怒，不去攻打维托尔特，反而率领军队进袭李塔沃尔。格拉席娜便亲自披甲上阵，假装是王子，投入战斗。不久王子回来了，随然侥幸打了胜仗，但是格拉席那种了流弹，很快就死了。当举行葬礼时，王子把开炮打死他妻子的那个人绑来，一起投入烈火中烧死了。李塔沃尔自己也殉葬了。这诗的意义，在于通过这妇人来说明只要为了祖国的缘故，即使违背了丈夫的命令，拒绝了援军，蒙蔽士兵，而使国家陷入险境，并且引起一场战争，都不是什么过错。只要有这样崇高的目标，那一切事情都可以去做了。另一部叙事诗式《华伦洛德》（Wallonrod）。这是取材于古代历史，描写一位英雄在战败之后，企图为国复仇，因此诈降敌军，后来逐步地当了敌军的领袖，于是一下子就消灭了敌人。这大概采用意大利作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见解，加在拜伦式的英雄身上，所以初看也只不过是浪漫派谈情说爱的作品。检察官不了解它的用意，就准予付印出版，于是密茨凯维支的名气便大起来了。

过了不久，密茨凯维支得到机会，到了德国，访问了德国文学家歌德。此外，他还写了长诗《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描写索甫利卡与考希楚氏柯两个家族的故事。诗中鱼肚自然景色的描绘，描写这两个人去猎熊，有一个名叫华伊斯基的人，吹起号角来，开头低低地吹着，慢慢的发出洪亮的声响，从榆树飘过榆树，从檞树，逐渐就像千万种号角声，汇合在一起。这正如密茨凯维支所写的诗那样，把祖国的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声音，一起都在这号角声中传达出来了。诗中所有的声响，清彻而洪亮，万感交集，直到波兰每个角落上的苍穹，都弥漫了歌声；甚至直到今天，还能影响波兰人民的心灵，它的力量真是无穷啊！这是人们回忆起诗中所描写的，虽然华伊斯基的号角老早就停止了，而人们仿佛还听到号声正在吹奏着呢。密茨凯维支，就是声在那歌声的回荡之中，永垂不朽了。

密茨凯维支非常崇拜拿破仑，认为早就拜伦的人实际上是拿破仑。而拜伦的生活和他的光辉，在俄国启发了普希金，所以拿破仑也间接地造就了普希金。拿破仑的使命，就是在于解放人民，以致影响了整个世界，因此，他的一生，也就是最崇高的诗篇。至于拜伦，密茨凯维持也非常崇拜，曾说拜伦的作品，是在出于拿破仑。英国同时代的作家，虽然受到拜伦天才的影响，但终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同他相比，因为自从诗人逝世后，英国文学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了。而在俄国，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最为亲近。他们两个人都是斯拉夫文学的领袖人物，也属于拜伦的流派。不过，由于年龄慢慢大了，他们都逐渐地倾向于本国的文化传统。所不同的是，普希金年轻时曾企图反对沙皇的势力，一举不成，便羽毛摧折，消沉失意了。以后甚至感激皇上的恩德，愿意做个臣仆，抛弃了他年轻时代的信仰了。而密茨凯维支则始终保持着他的信仰，一直到死。当他们两人相见时，普希金写了《青铜骑士》一诗，而密茨凯维支则写了《彼得大帝的塑像》一诗，作为纪念。因为一八二九年时，两人曾经在彼得大帝的塑像下面躲雨，密茨凯维支因而写了一首诗，叙述他们两人的谈话，并且假托普希金的口吻，在诗的最后写道：“马的腿已经腾在空中了，而彼得大帝不把它拉回，他还牵着马嘴里的衔铁，快要摔下来，粉身碎骨了。但是经过一百年，那匹马到今天还未到下来。它就好像山泉喷出水来，遇到寒冷，结成冰柱，挂在悬崖的边上一样。但是，当自由思想像朝阳一般升起来，和暖的风从西方吹过来，严寒冰冻的地方，就会因此苏醒过来。那么，喷泉将会怎样呢？暴政将会怎样呢？”其实，这就是密茨凯维支自己的话，不过假托普希金来表达罢了。波兰灭亡以后，他们两人就没有再相见了，普希金写了首诗怀念他。普希金受伤死后，密茨凯维支也深为悼念。他们两个人虽然很熟悉，而且都同出于拜伦，但是两个人各有特色：如在普希金后期创作中，他自己常常说，他少年时代热爱自由的梦想，已经离开他了。又说，他的前面已看不到什么目标了。但是密茨凯维支却始终坚持着理想的目标，毫无疑惑，决不动摇。

斯洛瓦茨基于一八零九年生于克列梅涅茨（Krzemieniec）。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为后父所抚养。后来曾入维尔那大学读书，她的性格与思想很像拜伦。二十一岁时，他到了华沙，在财政部当文书。过了两年，忽然因事故离开祖国，不能再回来了。他先到伦敦，随后又到了巴黎。这时期，他写成诗歌一卷，是模仿拜伦的诗歌体裁的。这时密茨凯维支也来到巴黎，与他会面。但不久两人闹翻了。他的作品大多是悲惨、痛苦的声音。一八三五年，他离开巴黎，到东方漫游，经过希腊、埃及、和叙利亚。一八三七年他回到意大利，路经埃尔·阿里须时，因瘟疫流行，道路阻隔，他耽搁了很长的时间，写了《沙漠中的瘟疫》一诗。式中叙述有个阿拉伯人，说他亲眼看见他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与他的妻子相续死于瘟疫，悲哀的情绪涌现在笔墨之间，读了使人想起古代希腊尼沃勃（Niobe）的故事。波兰王国的哀痛，隐约地在这时里流露出来。但之中苦难的诗并不是唯一的作品，当时描写凶残悲惨的作品相继产生，不过斯洛瓦茨基的诗篇更为突出罢了。在他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到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得十分痛苦的印象，或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的最著名的诗篇一历史事实为依据，比如《疯魔的皇帝》（Krol Duch）一诗，描写俄国沙皇伊凡四世，用碱把一个使臣的脚钉在地上这一段，就是根据古代典故写成的。

波兰诗人经常描写牢狱，流放中的刑罪情景，比如密茨凯维支所作的《先人祭》第三卷中，就几乎都是描绘他自己所经历过的情景。如果读了他的《乞霍夫斯基》（Cickowski）一章，或者《索勃列夫斯基》（Sobolewski）的一节，描写他看到满载二十架雪橇的青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取得情景，读后而不感到愤概的人，大概是很少的吧。同时，当我们读到上面所说的两人的诗歌时，又往往会听到那种复仇的声音，例如《先人祭》第三卷中，就有囚徒们的歌唱。其中一个名叫扬科夫斯基的囚徒说：“要我当信徒，一定要先让我看见到耶稣和玛丽亚，先惩办那个蹂躏我国土地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在，就无法命令我呼喊耶稣的名字！”另外一个囚徒叫科拉可夫斯基得说：“假如我被流放的话，在牢狱中干苦活，能为沙皇做工，我又有什么吝惜的呢？我在服役中，一定会拼命干，但是我要对自己说：‘我愿这块黑铁，有一天打成一把给沙皇准备着的斧头。’如果我出于了，我要去一个鞑靼女人，对她说：‘为沙皇生一个巴伦（即沙包罗一世的人）吧！如果把我迁到殖民地住的话，我要在那里当个头青黑色的绳子，在编上些银丝，好让奥洛夫（即杀彼得三十的人）拿着这根大绳子，把沙皇的脖子套起来！”最后他唱了一支康拉德之歌：“我的神灵已经死了，歌声已沉入坟墓里了！但是我的灵魂已经嗅到血腥气，我要呐喊而起，就像血蝠（Vampire）去喝人血了！喝血，喝血！复仇，复仇！我要想我的刽子手们报仇了！老天爷如果赞成，我固然一定要报仇，即使不同意，我也要报仇！”复仇之诗的精华，已经集中在这里了。如果申明不来为他伸张正义，那么他就自己去复仇了。

上面所谈到的复仇故事，都写得很隐晦，出于人么意料之外。它们的用意是：凡是受到自然和人间迫害的人们，都可以采用种种手段去拯救祖国，这就是神圣的法则。所以格拉席娜虽然采用了欺诈的手段，也不能说是非法的。华沦洛德伪降敌人，也不能算是罪过。比如在《阿尔普哈拉》（Alpujarras）一诗中更可以看出这种玩意。诗中的摩尔国王阿尔曼索，因为城中瘟疫正在流行，同时又不得以把格拉那达一地割给西班牙，于是他在夜里出城。这是西班牙人正聚在一起饮酒作乐，忽报有一个人来要求会见。来的是一个阿拉伯人，他一进来就喊道：“西班牙人呵！我愿意尊奉你们的神灵，信仰你们的先哲，做你们的奴仆！”大家一看，这人就是阿尔曼索。西班牙人中的老人便把他拥抱起来，行接吻礼，那些首领们都对他醒了接吻礼。不料阿尔曼索忽然扑到在地上，也把住住他的头巾，兴高采烈地嚷着：“我已得了瘟疫啦！”原来他是忍着耻辱有此一行，瘟疫也就传染到西班牙军队中去了。

斯洛瓦茨基所写的诗，也时常谴责那些欺诈自己国家的奸人，但是对用诈术消灭敌人的人，他就十分赞美，比如《拉姆博罗》（Lambro），《可尔狄安》（Kordyan）等诗都是如此。《拉姆勃罗》一诗写的是希腊人的故事，这个人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当了强盗，目的是获得自由，可以向土耳其人报仇。这个人性格的凶残，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在拜伦的东方诗中才能找到。可尔狄安这个人，就是谋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波兰人。这两首诗的主题，都只是复仇而已。

上面这两位诗人，由于绝望的缘故，就认为凡是可以用来摧毁敌人的办法，都可以采用，比如格拉席娜的诈骗，华伦洛德的假投降；又如阿尔曼索的引进瘟疫，可尔狄安的谋刺，都是这样。但是克拉辛斯基的见解，却同这些相反。前面二人主张以武力反抗，而他则主张以爱感化。但是他们三人所写的诗也都是追念断绝了的祖先恩泽，悲痛祖国的苦难。波兰人民为他们的诗所感动，因此才爆发了一八三零年的起义。记忆的余波所及。一八六三年的革命，也因此而掀起了。就是到现在，他们的精神仍然存在，而波兰人民的苦难也没有终止呵！

九

当匈牙利还正在沉没屈伏的时候，裴多菲（A. Petofi）就站起来了。他是一个卖肉者的儿子。一八二三年生于吉斯科罗斯（Kiskoros）。那个区域是匈牙利的低洼地带，有着辽阔无际的“普兹他”（Puszta，译为草原）《道路两旁有小客店的村落，各种风光景色，非常动人。匈牙利的“普兹他”，正如俄罗斯的“斯捷帕”（Steppe，也译为草原）一样，容易产生诗人。他父亲虽是商人，但很有学问，懂拉丁文。裴多菲十岁时，到科尔多上学，后来又到阿斯佐特，学习语法三年。他有特殊天赋，热爱自由，立志当演员，而他的生性又擅长作诗。后来舍尔美斯，读了三个月的高等学校，他的父亲听说他同演员交朋友，便不准他读书了。于是他便步行到了布达佩斯，在一家国民剧场当杂工。后来他被一个亲戚找到了，留他在家里教养，，他便开始写诗，赞美邻家一位姑娘，这时他才十六岁。但是他的亲戚说他不会有什么成就，只能演演戏，便由他去了。裴多斐忽然参军当兵去了。虽说他生性憎恶压迫而热爱自由，但在军对里也呆了十八个月，后因疟病才退伍回来。接着他上了巴巴大学，有时也演演戏，生活非常艰苦，他去拜访伏洛斯马尔蒂（M. Vorosmarty），伏氏为他出版诗集。从此以后，他便专心致力于文艺创作，不再当演员了。这时他一生的转折点，也因此突然有了名声，大家都把他看作匈牙利的大诗人。第二年春天，他所爱的女子死了，他便到北方去旅行散散心，直到秋天才回来。一八四七年，他到萨伦多，访问了诗人阿兰尼（J. Arany），当时阿兰尼刚刚完成了杰作《多尔蒂》（Toldi），裴多菲读了赞叹不止，两人就结成知心朋友了。

一八四六年开始，裴多菲的诗逐渐倾向于政治，因为革命风暴即将掀起，他也不自觉地受到了感召，正如野禽能预感到地震一样。这一年三月，奥地利人民革命运动传到布达佩斯，裴多菲大为振奋，写了《起来，马扎尔人！》（Talpra Magyar）一诗。第二天，他当着群众朗诵了这首诗，这时的每段最后用迭句写道：“我们发誓不再作奴隶了！”听众都一起应和着。大家把这诗拿到书报检查所那里，把检察官赶走了，自己动手印刷。大家等着印好，纷纷拿着诗走了。文字摆脱检查，诗在市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裴多菲自己也曾说：“我的琴一拨，我的笔一挥，决不为势力所驱使。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天神，他叫我歌唱，这天神不是别的，就是自由呵！”不过，裴多菲的诗，也常有偏激的地方，或者有违背群众的情况；他写过《致国王们》一诗，受到很多读者的指责。裴多菲的日记中说：“从三月十五日以后几天，我忽然变成群众所厌恶的人了。我的花冠被夺去了，我独自在深谷里探寻，但是我庆幸自己没有屈服！”不久，国家形势逐渐紧迫，诗人知道战争和死亡已经临近，急于想投笔从戎。他自己说：“上天不要我生活在孤寂之中，将要号召我奔向战场了。如今我已经听到号角声在召唤我参加战斗了，我的灵魂几乎要冲向前面，来不及等候命令了！”于是他就投身到国民军（Honved）中，一八四九年转到贝姆将军的部下。贝姆，是波兰军人，就是一八三零年战役中，竭力同俄国作战的人。当时柯苏特请贝姆来，要他当特拉斯瓦尼亚地区方面的统帅。他和喜欢裴多菲，如同家人父子一样。裴多菲曾三次离开那地区，但不久就回来，好像有什么把他吸引着似的。那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在赛格斯法尔的战役中，裴多菲在军队中牺牲了。裴多菲平日所说的“为爱情而歌唱，为祖国而战死”的话，到这一天真的实现了。

裴多菲年幼时，曾学习拜伦和雪莱的诗歌。他的创作大都鼓吹自由，豪放而富有激情，他的性格也于拜伦和雪莱相似。他曾说：“我的心灵呵，好像那发出回声的森林，感到一声呼啸，就会应和着一百种回响啊。”他又善于刻划自然风物，反映到诗里，成为世上绝妙之作；他自己也成为那是无边的大自然的野花。他写的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Janos Vitez）取材于古代传说，描写主人公约翰的悲哀和欢乐，离奇的事迹。他又写了一本小说《绞吏的绳子》（A hoherKotele），写的是因恋爱纠纷而引起冤孽的故事：提尔尼沃，将要杀死他。安陀罗奇的随从者劝阻他说：“请问生与死的忧患，究竟哪一个大些？”他回答说：“生的忧患呵！”便把提尔尼沃放走了。后来，安陀罗奇诱迫提尔尼沃的孙子自缢，那条绳子就是以前勒住安陀罗奇儿子头颅的绳子。我们从这小说开头引用耶和华的话看来，那用意大概是说，祖宗的罪恶，也可以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得到惩罚。谁受损害，谁必复仇，而且还不妨加重些。

至于诗人裴多菲的一生也十分奇特。他流浪漫游，变化不定，没有一刻的宁静。虽说他曾有过安闲的日子，但是它的安静也不是真正的安静，不过像大海上漩涡中心的静点罢了。比如有一只孤舟，被旋风所卷走，必会有一刹那的时间，忽然一切都显得寂静了，好像风暴已经停止了，波涛不动了；那碧蓝的海水颜色仿佛向人微笑。但是那漩涡更加急转了，孤舟重新被卷入，终于船破沉没了。诗人裴多菲一生暂时的安静状态，大概也像这样吧。

上面所论述的几位诗人，他们的性格，言行和思想虽然因民族不同，社会环境很不一致，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统一于一个流派：“他们都具有刚健、不屈不饶的精神，怀抱着真诚的心胸；不去献媚讨好人群，不与世俗纠旧风同流合污。他们发出雄伟的歌声，促进他们祖国人民的心声，而使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强盛起来。

请问我们的中国，谁与他们相媲美呢？我们中国，立足于亚洲，原是一个文明先进的国家，四邻国家没有一个能跟我们相比的。因此高视阔步，显得更加突出。到了今天，我们虽然衰落了，但还能与西欧国家并立，这是一件幸事。如果从前不是闭关自守，而能适应世界潮流，思想作为，日趋革新，那么今天屹立在世界上，同其他国家比较，决不会因不如人家而感惭愧；自在庄严的光辉，不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这都是可以推想得到的。所以只要研究一下中国所处的地位，思考一下我们的遭遇，就可以明白中国的优点和缺点。从有点方面来看，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受外国的影响，所以具有自己独特的光彩，即使近代已经中途衰落了，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从缺点方面来看，则由于我们孤立，又自以为是，不同人家比较，终于堕落到只追求实际的利益，年代一久，精神衰亡；一旦遭受新的力量的冲击，就好像冰块一样，哗啦一声，立即解体，竟没有人站起来反抗。加上我们积习很深，往往用旧的眼光来观察一切，不论赞成或者反对，往往都是谬论。这就是为什么维新已叫喊了二十年，而新的声音仍然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正因为这样，所以精神界的战士更加可贵了。

英国在十八世纪时，社会虚伪成风，宗教腐败，文学也只是模仿陈旧的东西，以为粉饰，听不到真正内心的声音。这时哲学家洛克首先出来，竭力攻击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积习痼弊，提倡思想言论自由，从而为变革的来到，播下了种子。在文学方面，则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以他的全部力量反抗社会，宣扬人人平等的声音。他不怕权威，不屈服于金钱实力，以他的热血，灌注在诗篇中。但是这种精神界的伟大人物，并不就是人类社会的骄子，总是流离颠沛，一生坎坷，终于夭折了。后来拜伦和雪莱相续而起，转战反抗，就像上面已叙述过的那样。他们的力量又如巨波大浪，猛烈冲击旧社会的基础。余波流向四处，流入俄国，鼓舞了人民诗人普希金；流入波兰，则有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奋起；到了匈牙利，就唤起了爱国诗人裴多菲。属于这个流派的其他诗人，举不胜举，无法一一介绍了。而拜伦与雪莱，索然得到魔鬼的名声，但是他们也是人呵。凡是他们已派的，其实也不必成为恶魔派，因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会有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听到那热烈真诚的声音而猛然觉悟起来的人们呵。所以他们的生平事迹，都很相似，大都拿起了武器，撒出热血。正如角斗比剑的人，奔走在大众面前，使大家一面战栗，以免愉快地看着他们激烈搏斗。所以没有在群众面前流血牺牲的人，那么群众就要受祸害了。有了流血牺牲的人，而群众不重视他们，或者甚至扼杀他们，那么这样的群众，就会更加受害而不可救药了。

如今清在我们中国寻找一下，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人到底在那里呢？有谁曾喊出真正诚挚的声音，把我们带领到那美好而刚健的境界中去？有谁曾抒发出温馨和煦的声音，把我们从荒凉而寒冷之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家园是这么荒芜，连像耶利米那样能唱出最后的哀歌，向世界申诉，流芳于后代的诗人也未曾有过。呵，不是我们从未产生过，就是有过，也被大众所扼杀了。这两种情况中只要有一种，或者兼而有之，那么中国就会因而萧条了。那些奔波劳碌的人们只是忙于生计问题，精神状态却一天比一天地趋向衰颓。新的思潮一经冲来，就无法支持下去了。现在大家都嚷着要“维新”，这就是自己宣告历来是罪恶的呼声，也就仿佛在说：“让我们改悔吧！”不过，既然维新了，希望也就会随着开始了。而我们所要期待的，就是那些把新文化介绍过来的人们。只是十多年来，不断在介绍，但研究一下他们所携带回来的东西，除了制造糕点，以及管理牢狱的方法之类以外，实在没有其他货色了。这样，中国以后将要永远继续这样萧条下去了。而第二次维新的声音，必将再度发出来，这可以根据前一次情况推定而不必怀疑了。

俄国文学家柯罗连珂（V. Korolenko）写过《最后的光芒》一书，说到有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育孩子读书的故事，书中描写樱花和黄莺，但是西伯利亚是那么寒冷，不会有那些东西。于是老人便解释说：“那些黄莺就是栖息在樱花枝上，放开歌喉，引吭唱出美丽悦耳的歌声的鸟儿啊！”那个少年边沉思冥想了。是呵，那少年只身在萧条之中，即使不能真的听到黄莺的美妙啼声，却还能得到先觉者的解说。而那先觉得声音却又不来打破中国的萧条状态。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沉思罢了，也只有沉思罢了！ ↩

词源学分析 ↩

形成背景 ↩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及其根源 ↩

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

欧洲各国浪漫主义 ↩

德国浪漫主义（最早产生） ↩

耶拿派 ↩

海德堡派 ↩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

英国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 ↩

湖畔派 ↩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作家(以“撒旦派^{（对于湖畔派有所继承）}”为主) ↩

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

东欧的浪漫主义文学 ↩

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

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