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1150年5月26日－1223年2月21日 [1]），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南宋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出生于瑞安，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49]
淳熙五年（1178年），叶适中榜眼。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历官平江府观察推官、太学博士、尚书左选郎、国子司业、知泉州、兵部侍郎等职，曾参与策划“绍熙内禅”。叶适对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但在权相韩侂胄谋划北伐时提出异议，被改授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叶适不肯为北伐草诏。其后又建议防江，但韩侂胄仍不采纳。开禧北伐失败后，出任沿江制置使等职，节制江北诸州。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累迁至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韩侂胄被杀后，以“附韩侂胄用兵”罪名被弹劾，遂返回故乡，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 [49]嘉定十六年（1223年），叶适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一作忠定 [2]），故又称“叶文定”“叶忠定”。 [43]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其父叶光祖，字显之，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以教书为业。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杜氏生于瑞安，勤劳贤慧，善于教子，她对童年时代的叶适影响很大。 [3-5]
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一岁的叶适师从名儒陈傅良，据他自己的回忆，叶适此后受教于陈傅良达四十年之久 [6]。后又在永嘉楠溪从刘愈学习，并与当时名流戴溪、王楠、陈武、刘凤、刘朔等结识交游、问学。 [7-8]
叶适隆兴二年（1164年），叶适学诗及时文，这些对照验胶踏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
乾道元年（1165年），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年）。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乾道五年（1169年），叶适于金华拜访薛季宣，向其问学，此后书信往来频繁 [3]。
淳熙元年（1174年），叶适上书签书枢密院事叶衡，在《上西府院书》中，他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但他的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
淳熙五年（1178年）春，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同年，授文林郎、平江府（今苏州）观察推官。闰六月二十三日，母杜氏病逝，丁母忧家居。 [3] [9]
淳熙六年精尝骗（1179年） [53]秋七月，陈亮应徐谊邀请，由永康到永嘉，与叶适、陈傅良等诸子相聚论学。 [3]
淳熙十年（1182年），叶适以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出任平江府。吴、越等地之士慕名前往问学者甚多。 [3]在苏州葑门讲学授徒，培养了滕朗、周南、厉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学者，并游览许多名胜古迹，写下《虎丘》、《齐云楼》、《灵岩》、《葑门》等诗篇。
淳熙十四年（1187年），叶适上殿轮对，进《上殿札子》，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11]同年，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上书丞相周必大，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郑伯英、吕祖俭、徐谊、杨简、戴溪等三十四人。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 [12]叶适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宋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叶适作为太常博士，对仪礼颇预讨论 [3]。五月，叶适任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后自求外调，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六月离永嘉赴任，陈亮送至瓯江边，作词《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到任后，朝廷又命叶适兼提举淮西铁冶司。 [3] [14]
主词条：绍熙内禅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在孤寂中病逝，光宗竟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外戚韩侂胄请宋高宗皇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档讲宁宗，叶适因功迁为国子司业 [3]。 [16]
主霉芝词条：庆元党禁
宋宁宗即位后，赵汝愚为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叶适劝赵汝愚满足韩侂胄求节钺之望，赵汝愚不从。叶适于是力求补外，以太府卿出为总领淮东军马钱粮。 [17]九月，应召赴临安，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十月到职。闰十月，宁宗御批除叶适宫观职，于是离开临安。 [3]
庆元六年（1200年），叶适在永嘉。四月，岳父高子莫病逝于永嘉，叶适因病不能执丧。 [3]
嘉泰三年（1203年），叶适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此言为宁宗所称许。授权兵部侍郎，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皆为郡守。十一月十一日，其父叶光祖病逝，叶适回永嘉守制。 [3] [19]
嘉泰四年（1204年），叶适在永嘉编定《外稿》凡六卷。 [3]
主词条：开禧北伐
开禧二年（1206年），叶适守制期满，召至临安，对北伐提出异议，韩侂胄不听。上书宁宗，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改授叶适为权工部侍郎。韩侂胄部署北伐大军已定。改任叶适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叶适力辞兼职，不肯草诏。 [20]
五月，下诏北伐。叶适建议防江，韩侂胄又不听。 [3]
开禧二年冬建康军形势示意图 [1]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朝廷进叶适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并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坞，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当时朝廷与金议和，叶适认为不必。 [3] [22]
开禧三年（1207年）十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及杨皇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之前谄事韩侂胄的许及之及御史中丞雷孝友弹劾叶适，罪名是“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奉祠，回到永嘉。 [3] [23-24]
嘉定元年（1208年），叶适定居水心， [3]杜门家居，悉心讲学十六年，著《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人柯大春等。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薛师石、曹豳，以及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南宋学者刘宰记述叶适讲学情况，称“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盖其师友相从，亦徘徊而不忍去”。 [25]
嘉定五年（1212年），叶适再提守淮之议。 [3]
嘉定十年（1217年），除华文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28]
嘉定十三年（1219年），请求致仕，未获准许。 [28]
嘉定十三年（1220年），《习学记言序目》大致成书。 [28]
嘉定十六年（1223年），除敷文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乞致仕，除宝文阁学士，转正议大夫。 [1]正月二十日 [1]（2月21日），叶适于永嘉辞世，终年七十四岁，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一作忠定）。 [3] [29]
叶适塑像 [30]一、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5]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纪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5]
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5]
二、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纪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纪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 [5]
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 [5]
三、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年），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5]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纪言》），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31]
在诗文创作上，叶适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32]
叶适一生重教兴学，以培养人为己任。少年时期，他边读书边讲学。中年时期，在求学之间，从政之暇均设塾授徒。叶适罢职还乡后，尝寓居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培养出陈耆卿、吴子良、丁希亮等许多名士，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后入在台州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纪念。 [25]
朱熹：①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下而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 [33]②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 [34]
陈亮：①叶正则俊明颖悟，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于亮甚厚，其于亮所厚如兄与天民极倦倦，殆未可以科举士人论。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与敌，但未知于伯恭如何耳。 [37]②正则学误，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 [38]③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 [39]
刘宰：①水心叶先生之文，如涧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杨先生（简）之字，如节制兵，整而不乱。是志也，水心经年方脱稿，慈湖见即落笔，则肯父所以得此，于二先生必有道矣。 [40]②近时叶水心之博，杨慈湖之淳，宜为学者所仰。而水心之学既未免误学者于有，慈湖之论又未免谤学者于无同书。 [41]
脱脱：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方侂胄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43]
王直：南渡以来，作者犹众，叶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学，浩乎沛然，盖无所不窥，而才气之卓越，又足以发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于当时，而见之功业，不但为文而已也。观其议论谋猷本于民，（阙）物则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于求贤审官、训兵理财，一切施诸政事之间，可以（阙）国体、济时艰……先生正直刚明，严于善恶之辩如此，今去已远，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 [44]
钱基博：志意慷慨，与陈傅良切究当世之故，雅以经济自负，而张皇永嘉之学……然陈傅良精密于事为，未得其要领，犹为偏而不全；未及适之发愤于弱势，探源于纪纲之为有本有末，得其大体……藻思英发，其为诗文，原本唐人。文则偶必错奇，得韩柳之意，不如欧苏之条达疏畅，一往不返；诗亦疏不害妍，则李杜之遗，不如黄陈之生犷拗蹇，披猖失谐；似欲力复古调，不逐时贤后尘。 [46]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曾祖父 | 叶公济 | 由处州龙泉县徙居瑞安。 |
父亲 | 叶光祖 | 性情开朗，未入仕途，以教书为业。 |
母亲 | 杜氏 | 善于教子，给童年时代的叶适影响很大。 |
配偶 | 高氏 | 永嘉人高子莫之女。 |
表格参考资料： [3-5]
其中《水心文集》29卷，由门人赵汝谠编次刊行，用编年法。集中所作札、状、奏议、记、序、诗、铭并杂著，成篇章者凡人百余篇。其文“本之圣哲而参之史”，所论鸿博精当，可谓大成；《水心别集》16卷，凡《进卷》9卷，《廷对》1卷，《外稿》5卷，《后总》1卷，多为论治之方。其论针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制、人事等方面积弊，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主张和治理措施。二书有《永嘉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
又有《习学纪言》50卷，其中经14卷、诸子7卷、史25卷、文4卷。是书辑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条例成编，是叶适评论历代学术著作的专著。有《四库全书》本与敬乡楼丛书本。
海坛山叶适墓叶文定公祠，位于今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金锁匙巷19号，为纪念叶适而建。原在松台山麓。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建今址，光绪八年（1882年）重建。民居式平方两进三间，坐南朝北，砖木结构。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