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万历是神神。

不是开玩笑，最近准备开一本万历年间的历史文，考据史料时发现，朱翊钧亲政之后的心态，简直就是标准的兔转神。

对天下失望，对官僚系统失望，对皇帝大位失望，当然，也对自己失望。

累了，毁灭吧，可能才是他不履朝时的心态。

一、亲政之初的兴致勃勃

万历皇帝是一开始就这幅情状吗？当然不是。

事实上，在他亲政之后，对治理国事有着极其强烈的热情。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朱翊钧便开始亲政，这时候的他，颇具求治之心。

彼时的万历，处理手段灵活，目的明确^[1]。

大体包括了吏治方面的官员升迁，亲历、久任等^[2] ，整肃官员的举荐、任用作风问题^[3]。军事方面的军队供给、调动、征战、守备、赈灾济荒等事（见下文）。

以及他最为关心的边防与军队建设问题，甚至于，在涉及到将领调用，军费使用和战术运用等，都会有具体的指令。

同时，对掌控战事，也有积极的兴趣，譬如在哱拜之乱中，还提出来亲赴前线的要求^[4]。以及，当年六月，他对魏学曾题拜禀请原任总兵张杰人城招安事，也做出了明确的指示^[5]，表示诏安事情不可轻信，贻误战机。

不独哱拜之乱，在“三大征”中万历皇帝都始终态度积极地关注战事的进展。对发放军费也毫不吝啬，他还能适时而有效地调配将领，灵活地协调武官与文官的关系。

同样，初期的万历，也不似中后期的油盐不进，反而是一名合格的纳谏之君，甚至为了团结内阁，低声下气。

众所周知，明朝中后期的言官，是出了名的言之无物，泄泄沓沓。

在万历皇帝亲政一年后，慈宁宫发生了一场火灾。本是寻常之事，但言官万象春却借此将责任归咎于万里皇帝。

认为万历皇帝不德，才有上天示警。

提出皇帝应保圣躬、节财用，并且对万历皇帝的个人起居、宫中用度等，均有批评。

此事一出，群臣俱惊，多危矣。毕竟此前在万历十年，御史孟一脉就因批评过万历皇帝的个人生活被惩治，甚至申救的官员，也多被切责夺俸^[6]，万象春似乎也要步其后尘。

结果却出人意料，万历皇帝只是默默受下了这番批评，并未责罚。

这并非孤例。

万历十三年，王致祥疏请停止内操，万历帝答复中首先解释了内操的缘起和性质，原谅了致祥奏言的唐突，还带有澄清性质地做了已然停止内操的说明^[7]。

这结合次月发生的万历皇帝对御史及阁臣奏陈须减少奢侈生活用品“欣然从焉”的反应看^[8]，初掌政权的年轻皇帝此时尚未与群臣对立，还能本诸求治之心，平和地处理大臣的批评意见。

至于内阁的意见，更是低姿态。

万历十二年十月，平乐知府周祈因稽迟粮饷，导致军情激变被抓，他在镇抚司受“严讯不服”。

皇帝提出将当地守备也一起抓了审问。

内阁辅臣申时行劝阻，认为军饷稍迟在边方并不少见，但若因此将地方军队和官府首脑尽数纠责，恐怕会造成司府官员畏惧军士而失于有效管治的不良恶果。

明神宗接受了他的这一建议仅重处了周祈。并说：“先生说的是，我没想到这点。”^[9]

与此相类似的谦逊表态，还见于两年之后。

万历十四年三月皇帝下诏求治，申时行陈进安民之要，包括催科急迫、征派加增、刑狱繁多和皇帝用度侈靡等事情。

明神宗除了表扬申时行所陈深切治理、可着实议行外，还专门针对“用度侈靡之害”一款，就罢减东南织造、江西瓷器之事做了表态。

他说:“织造烧造，原非得以。既先生每说重的，再减去些。”

紧接着在次日下发上谕，他强调：“朕居深宫，外间民情事务不能周知，赖先生每调停，可不时奏来”。

一副求治、求言姿态。

可以说，在万历十四年二月立储之争出现前，明神宗尚能本着主动、务实的态度处理国政，对有益的建议也能做出适宜反应，言辞中也多谦逊，有对辅臣的赞赏。可见此时的明神宗是想得到身旁具有治国经验的辅臣的支持和扶助的。

可见，亲政初期的万历皇帝，治国热情还能令他温和处理大臣的批评，并能兼听其言、自警过失。这对还未归属于党争派别或与各利益群体牵涉不深的新进官僚而言，应是一种理想的朝廷政治氛围，有利于他们以积极的心态理解朝中实务，揣摩皇帝的治国心理，对自己奋进以挣得前程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二、与官僚体系裂隙渐生

万历皇帝亲政初期的君臣状态，可以说是非常良性的状态。

但官僚体系的态度，却并不利于这种状态的保持。

对明神宗治国的积极态度，当朝大臣们的反应却总不能令皇帝满意。

譬如言官。

万历十三年四月，万历皇帝步祈南郊，礼成后召见辅臣及九卿，发布了如下的谕旨:

兹者天时亢旱，两泽愆期，朕夙夜殷忧，屡祈未应，虽朕不德所致，亦因天下有司官多贪赃坏法，酷害百姓，不肯抚恤爱养，上干天和。该部今后宜慎加选用。都察院便移文申饬务修实政，无事虚文。朝廷加意小民，欲新吏治，有故违不奉行者，重罪不宥。^[10]

总结一下就是，这是天灾，你们非说是我不德，那也行吧，但你们作为臣僚贪赃枉法，影响国治民安，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

不过这是在国家典礼之后类似程式的表态，不一定是皇帝有感于问题非常紧迫而做出的推诿姿态。

但，次日，福建道御史谭耀却不服气了。

他上疏直指皇帝应首先管束自身及宫闱事务，方能治理国家。

在奏疏中特别指出皇帝在反躬自省上做得不够，提出“毋以停操理枉为自足，而独观于念虑之微;毋以灭造蠲恤为已尽，而昭察于性情之隐”，而应反思“〔国事〕昔何以顺、今何以违？”^[11]

意思就是，想想怎么以前国家好好的，到了你手里就不行了？

这话何其之诛心？

谭耀上疏是否另有动机，不易也毋庸细考，明显可见的是，君臣双方已然出现态度上的不平衡了，这成为导致君臣冲突的潜因。

言官，也就罢了。

更要命是内阁的态度。

万历十五年八月庚申日，皇帝视朝后在暖阁召见辅臣。

万历皇帝主动询问地方的情况，并征求改善意见。

但申时行却做了如下空泛不实的对答:“陕西亢旱，江南大水，江北蝗虫，河南被黄河冲决，灾伤重大。皇上盛德万隆，岂宜有此！皆臣等奉职无状所致。”

这种不着实情的态度，你说怎么开展工作？

显然，这也并非明神宗希望听到的“深思详议”后有价值的内容。

皇帝于是再就吏治情况追问:“近来有司官贪墨，不恤百姓，刑狱多冤，抚按不为伸理，致伤害和气。惩贪墨、理狱是第一事，该部院行于在外衙门知道。”

意思就是明法他笑，吏治问题该管管了。

这实际是万历帝明确将贪墨和冤狱的问题提出，欲与辅臣具体讨论。

但申时行在赞扬了万历皇帝“圣见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胜仰服”后，却以蠲免和赈济作答。

到此可见，君臣在分析问题的角度和解决的思路上存在十分明显的不同：明神宗是想从官场腐败的根源入手，借整顿人事达到清明政务的目的；社会经验丰富的官场老臣申时行则欲通过免、赈这类直接且易见成效的手段，快速处理各地灾荒问题。

只能说，到底是张居正教出来的皇帝，动官僚体系的念头已经刻进本能了。

只可惜，有这个想法，没这个能力，主张废除官员考核的申时行，在这一点上，与万历绝非同路之人。

万历皇帝也明白，申时行的治标之言，并非经久的根本之策，也不在万历帝预期的讨论范畴之中。

于是他继续发言，以将对话引向自己关心并期望得到明确意见的问题上来。

他说:“虽是蠲赈，有司官多侵充囊橐，小民不沾实惠。”

意思就是，赈灾是好的，但下面谁得了好处，大家心里都有数，对百姓反而起不到太大的帮助。

这句话明显能看出，他不是个草包，这话简直指出了跨时代的通病。

但申时行仍固守平定灾伤动荡、解决眼前问题的立场，说:“有司不才，在上官稽察，朝廷恩泽自不可已，如钱粮出自田地，田地既荒，即日加棰楚，终不能办。皇上若施旷荡之恩，大赐蠲免，人心方得少安。”

意思就是官僚体系的问题不好处理，还是看看远处的赈灾吧，家人们。

万历皇帝肯定是不满意的。

对申时行的回答，《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皇帝的反应颇值得玩味:“上犹谆谆言有司虚应故事，视诏令如故纸。”

这是摊牌了。

直接告诉了这位首辅，他的目的不是讨论赈灾的事。

他要对官僚体系下手，他受不了了，他的诏令，已经快成一坨废纸了。

但时行一仍前意，说:“皇上有此德意，有司当不敢违，至无田无食之民蠲免所不及者，不加赈恤，则饿死道路，强暴者起为盗贼。”

申时行就当没听到，仍然重复他的车轱辘话，赈灾可以，其他的不讨论。

这时万历皇帝的态度尖锐起来，说：^[12]

“有司刻剥百姓，百姓安得不为盗贼！”

“有司刻剥百姓，百姓安得不为盗贼！”

“有司刻剥百姓，百姓安得不为盗贼！”

这话我不便多言，你们自行体会。

但申时行仍接着自己的思路说:“今须察各处仓库，见贮银谷或散谷、或煮粥，可救旦夕之命。”

到此，万历帝终于失去了讨论的兴趣，只以“先生议拟来行”结束了这次在日后难得的召见。^[13]

从上文引述可见，明神宗看重纠劾吏治，以图长久之治;申时行主张蠲赈以安抚民情，解决眼前问题，他的空言赞美不但未就皇帝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甚至根本未触及万历帝的思路。

由于申时行代表的绝非他的个人意见，其背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及与皇帝的思路不协调，由此可见。^[14]

事后，万历皇帝除了向户部发去赈灾的诏令后，仍然固执地向户部发去了一道谕令。^[15]

这实际上是兼顾了君臣双方的意见，但双方思路不合，更令万历皇帝对吏治的切责，能否生效产生了怀疑。

后世的世家记载显示，到了万历十六年左右，有司大都已经“诏赦大不奉行”了。^[16]

此后，万历十八年七月，皇帝又一次在皇极门暖阁召见辅臣。

这次讨论的是以督抚腐败为主的边事问题。

双方于是展开了对以下内容的讨论:

(1)督抚职责。

万历皇帝认为边方督抚不能预见边事而只能事后汇报，且平日对边将屡有掣肘，有军功时自揽功劳，失事时却推诿责任，于是提出应重处这类督抚。

申时行对此的意见是，边关的文臣武将各有职责，督抚只司掌调度，临阵作战的还是武官，对他们应区别对待。

这实际是通过为督抚开脱，缓解万历帝的不满情绪。

(2)临阵经验。

明神宗认为边将不必皆由武臣出任选任的原则须考虑临战经验而不必拘于年资。

申时行则未对此作明确表态，仅以传谕兵部令督抚尽心尽力作为回应。

(3)遣专员筹边。

为充分了解边关情况，万历帝以“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为由，提出选派有风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查看边军的补给、粮饷，并迅速解决问题。

但申时行却并不想轻易打破三年阅视的常规，将事情挡了回去。

（4）加强边防，不依赖供款

万历皇帝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款贡亦不可久恃。宋事可鉴。”

申时行态度中庸：“今日边事既未可轻于决战，又不可专于主抚，只是保守封疆，据险守隘，坚壁清野，使虏不得肆掠，乃是万全之策。”^[17]

可以看出，万历皇帝此次有关边事的惩治督抚、选拔军官、查账、整饬武备，都非常有针对性。

显而易见，尝试过文官系统的水泼不进后，万历皇帝也尝试了插手地方武备。

却并未跟内阁达成共识。

张居正的改革派倒台后，朝中尽是保守派，自然不会对现有体系轻动。

君臣双方的关注点与认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君臣间隙。

《万历起居注》中，关于万历皇帝向内阁抛媚眼也不止这两次，要么深切时弊，难以推行，要么意见不合，不欢而散。

乃至于万历皇帝此后单独于申时行等辅臣言：先生等是朕肱骨，与别官不同，需要为朕任怨，若只要外边好看，难为君上。^[18]

竟似乎无奈般的告白，显然是有意争取申时行等辅臣，而排斥他臣，已有上下相疑的痕迹。

至于为何独独争取内阁，当是前文有言，缺少基本盘的万历皇帝，政令几成废纸。

关于政令不行的记载，非万历托辞。

内阁辅臣王锡爵，所著的《张沧涯巡抚》,《王文肃公牍草》记载:“至尊之令不行，至公之论难夺。……今宜留者去,去者反留……”^[19]

至少在这位内阁辅臣眼中，至尊之令是传达不下去的。

后世也有考据，认为符合实情，譬如陈鹤：《明纪》（四部备要，吏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卷42，页5，有言“诏赦大不奉行。”

同时，地方上也鞭长莫及，因循废政也普遍严重。

譬如礼部尚书余继登，在万历二十六年作《重修河间府管河厅公署记》，其中涉及对当时朝政的评价。他说:“予窃叹之仕宦者以奔走逢迎为能，以筐箧刀笔为务，玩岁月，职务且废不讲，况官署平。”^[20]

吕坤在《实政录》中，也有大量篇幅描绘地方废弛政务的内容。

在万历皇帝心中，带着张居正光环的内阁，是此时万历眼中最能争取的机关，期盼他们像张居正一样辅弼大政。

可惜，他似乎以为每一任内阁首辅，都会像他老师张居正一样，心怀国家，不惜开罪整个官僚体系，就像地里的韭菜，一茬跟着一茬。

殊不知工与谋国，拙于谋身的理想主义者才是少数。

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的政治势力，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守旧派独占潮头，党争日益严重，因事废政屡见不鲜，而此时的内阁，也再未有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只有混一天是一天的裱糊匠，居中调和已是极限。

与此同时，万历皇帝也无超迈绝世的能为，治国热情自然日渐消退，失去热情之后，更是被牙病之痛侵蚀心志，更难坚持，也是一言难尽。

三、立储之争：君臣对立格局的形成。

万历十四年正月，皇帝宠爱的郑妃诞下皇三子常询，明神宗欲将郑妃晋为贵妃。

四年前诞下元子的恭妃却因不得宠爱而没有这种优遇。

对此，以辅臣申时行为代表的大臣担心其中带有的感情色彩，可能导致在确立储君上的重大政治问题，于是当即连同朝臣进谏，以立下四年前所生的长子为储君。

于是意见对立的君臣双方，进行了持续达十五年之久的“立储之争”。·

围绕这一问题及由此问题扩大到君臣在国事其他方面的矛盾，成了当时围绕皇室和万历皇帝个人的主要政治环境。^[21]

对立储之争过程本身，古今史家已有不少分析。谷应泰说:'神宗乃以正天伦之语，为不人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罚示威。”^[22]

但这评价稍显简单，其实不能处理上文分析的万历帝对国家事务的理解和立储事情间的关系。现代学术对万历含糊、躲闪立储问题也是批评居多，却忽略了此时万历皇帝的心态。^[23]

万历十四年二月申时行提出立储。

次月，君臣双方在关注向题的类异再度浮现。

《实录》记载:“时上方忧旱，令有司条奏便。西部署之臣争言皇贵妃及恭妃册封事。”^[24]

就是说，万历皇帝担忧旱灾，让各部门做个工作报告，结果都在说立储的事，工作报告一个没做。

在此之前，万历皇帝已经产处罚了争言立储事的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和吏部员外郎沈璟。

他的态非常明确，就是不是讨厌就册封事情本身说话，而是厌恶大臣们“疑立幼废长，揣摩上意”，并“置朕不善之地”。^[25]

被“揣摩”和被置于不善之地，是万历帝认为自己已被侵犯，皇帝的权威和形象已受到在威胁甚至实际影响的感言。

可见，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在立储之事上，被激起了逆反心理。

对此，谈迁的评论可谓中的:“升储之议，阁臣倘移之前岁，力为羽翼，神宗何自而疑之。今郑氏才举子,即交口而请，明示嫌逼，况一倡百和，寻声相渎，犯事君之数。窃为电王辈不取也。”^[26]

翻译过来，就是

“关于立储的议论，如果内阁大臣们在前一年就提出来，并竭力辅佐太子，神宗皇帝又怎么会怀疑他们呢？

现在郑贵妃刚刚生下皇子，大臣们就异口同声地请求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这显然是在表示对皇帝的不满和逼迫。

更何况，一旦有人倡导，立马有很多人附和，这种一倡百和、抱团进谏的行为，是犯君上忌讳的。这些人的做法要不得。”

照此理解，明神宗对大臣威逼行为的愤怒和以重处大臣为反抗的行动，当是他在张居正身败不久真正掌控政权之初，在立储这一他认为本是应当自己处理、决断的家事问题上，为维持君臣之体、维护自己的威信权力而做的努力。

如他解释对申救姜应麟者的处罚说:“责其庇救小臣，归过于上，全失君臣之体。”^[27]

至于万历皇帝是否真想过要更换内定的储君？

古今不乏持不同意见者。

黄景昉《国史唯疑》便说:“神庙之于福王，想亦如汉高如意例，以母爱子抱私婉恋耳，非有妨天下大计也。”^[28]

林金树也认为郑贵妃虽有邀宠之心，但若说她有夺嫡干政，进位中宫，自立已子为太子之意，却是夸大其词。^[29]

以万历皇帝的本身的申论而言，他只着重强调了，无论立谁，也该他自己做主，不应该群情汹涌地恶意揣测他的心理，来博取直名。

所以，他对这些上奏，根本表态，立储之事从不正面答复。

到了万历十七年，关于立储的上奏已多被留中,但大臣们仍然疑心皇帝能否信守诺言，于是频繁上疏催促。

例如申时行在万历十八年十月便上疏说“当今大计无如册立元子”,“皇长子当正储位，万万不可摇动”，并提出祖宗家法不可不遵，皇上所出之纶音决不可不信等等。

可以说，此时的问题已不仅涉及皇帝宠幸的郑贵妃、皇三子及外戚郑氏，更扩大到群臣对皇帝诚信的怀疑。

针对申时行的意见，万历皇帝作了如下的表白:

丨

朕已经仔细阅读了你们所上的奏章，你们的观点固然是正确的。然而，皇子身体脆弱，需要再等待一些时日，朕自有决定。

关于长幼之序，朕岂会轻易摇乱？虽然皇贵妃曾建言以定名分，避免疑议，可是朕也已经当面告知你们了。

如今你们再次上奏，难道朕会不知你们的心意？朕只是不喜欢听那些激进的言论罢了，岂会受谣言所惑！

你们可曾看到，自十四年至今，两京大小文武官员，哪有一个不激进激扰的？这些人心中无父，只图名望，不思君上的疾苦，只虑自身的利益。

他们想以此诱发朕的病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朕深知这些人的用心，他们是想离间朕与皇子的父子感情，以成其邀买直名的逆志。

你们可曾想过，皇子是朕的儿子，岂有父子无亲之理？岂有越序之理？怎么可以私自揣摩我有这种想法，进而私自结党营私，以激言激扰君父？

这是合乎情理的吗？那些作为臣子的，用言语激扰君父，这是忠诚吗？还是为了求取名声？还是想让朕的病情加剧呢？

朕之所以对你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发，是因为朕厌恶你们的激进激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

至于郑国泰的奏章，朕本欲留中，但恐你们不知，故告知你们。

朕又想到我朝戚臣未曾敢于言及国政者，而郑国泰却越位妄奏，这违背了礼制，朕暂且容忍他。

关于建储之事，还须等候朕的旨意，不必再有陈渎之言，徒费纸笔。你们可安心辅佐朕，共同治理国家，不可学此辈以激言之事虚文塞责。

丨

言之切切，近乎愤懑委屈。

这实际是强调立储是关系父子之情的家事，大臣催促是离间父子亲并且带有私心，绝非为国。

但他这种期望独断立储事情的看却与大臣的意见完全不同，王锡爵当即驳斥，认为“国家之事，人君事事可以独断，惟册立庆典（除外）”

这类认为立储事情绝不能由皇帝独断的观点，明显与万历皇帝的看法针锋相对，并且大臣们怀疑皇帝的言行，更不为明神宗所接受。

但在君臣对立的状态中，万历帝仍有拉拢大臣以求治的努力。

万历十八年十月，他主动谴鸿胪寺官宣慰大学士申时行等，表示要倚任内阁分忧求治，希望大臣出门视事。

因为军情紧急，他再次重申了对国事处理的态度:“顷者西陲不宁，烦嚣沸起，一切妄言，朕悉置不省。”这里所说的妄言，当包括立储事。^[30]

这是边关有战事，他想跟内阁搁置争议，处理军事为重。

但就在当日，于慎行仍不看脸色地奏陈请速立元子。^[31]

同时，在万历帝批评大臣以辞职要挟，非人臣之礼后，王家屏上奏坚持言“势不得不以去就引决，犬马至情，诚非得已”。^[32]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皇帝在万历十八年十月丙申日发布上谕，说如果明年春夏科道官不来渎扰，便于明年冬册立皇子，否则推迟至元子十五岁才册立。^[33]

万历皇帝还是退步了，他以赌气性的决定作出承诺，企图中止了这场争端。

但尚未等到十九年冬，工部主事张有德就提早上奏催请册立太子，再次激怒了明神宗。^[34]

立储之事自然也继续推迟。

他的答复中，说臣下激聒、不为国计、置朕孤立的言辞，在这段时间内出现得非常频繁。^[35]

这说明在立储事情未得到解决的阶段，万历导帝日益觉得被群臣孤立。

而且由于大臣们与他在对国事的看法上并不协调，令他无法得心应手地处理所关心的边防和吏治事情，相反却遭到大臣在他不愿被干涉的父子问题上的屡受攻击。

自此，他心态终于失衡。

于是，万历皇帝越发频繁地，以批评大臣不能为官尽责作为手段展开反击。

他说有官员初到地方，尚未练习民情政事，便条陈兴革，是“炫才博名，纷更滋扰，为害尤甚”。

又说地方官员交际往来频繁，易生端，有地方勾连的迹象。

对救灾情况，万历帝批评说:“朝廷设官为民，今有司抚字无方，赈济无备，流亡载道而不之恤，盗贼窃发而不以闻，旷职殃民，莫此为甚。”

而对大臣要求修省君德的反感事情，更直接批评处罚。

例如御史潘士藻上言，针对君臣悬隔问题，建议皇帝召对大臣，停罢大工烧造、季进金花等奢侈工程，从实修省。

万历帝便斥责说:“连年各省灾伤，虽上之不德所致，设官分职皆有寅亮天工之责，何得独归过于上以卖直!”将士藻降级外调。

此后以不循君臣之礼等为由，多次贬斥上言诸臣，并严厉批评封还御批的王家屏，谓其“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全失人臣之礼”。

这种政治上火力拉满，扯人底裤的行为，几乎不留余地。

至此，君臣对立，上下相疑的格局终于形成。

四、以AOE报复的手段，反噬整个官僚体系。

待更新

递归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