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50-70 年代散文（一）——“小我”的隐匿和“大我”的凸显

一、50--70 年代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

1.1 1949 年至 1956^{(双百方针之后，57 年反右扩大化)}年为第一阶段。

　　新中国的诞生，为散文创作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开辟了新的天地。比之其他文学体裁，散文可以更迅速、更直接地为新时代、新生活而引亢高歌。很多散文作者怀着对新生活的极大喜悦和遏制不住的激情，以通讯报告的形式，去描述、赞美和歌颂新的社会生活图景，因此，通讯报告成为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实绩。

　　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结集的主要有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杨朔的《鸭绿江南北》、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刘白羽^{（部队作家）}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等。
• ·二是迅速及时地反映日新月异的国内变革与建设。其中的名篇有柳青的《王家斌^{（《创业史》中的原型）}》、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等，描绘农村欣欣向荣的气象和精神风貌。华山的《童话的时代》、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萧乾的《万里赶羊》 等，都真实地反映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风貌。
• 这一时期散文的其他品种，如抒情散文和杂文，也有一些收获。抒情性散文如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杨朔的《香山红叶》 、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秦牧的《社稷坛抒情》 等。杂文创作^{（与现代文学相比相对冷漠，当局认为不合时宜，不过在各种运动之下仍旧出现一批创作，批判官僚教条主义）}稍显冷落，只有极少数作家致力耕作，其中巴人的《遵命集》和徐懋庸的《打杂新集》，批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及不民主风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正面教育的有马铁丁^{（三个人的合称）}的《思想杂谈》等。

1.2 1957-1966 年是第二阶段，这是当代文学史上散文趋向繁荣的一个时期。

• 一方面受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散文创作出现低谷。针对文艺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党对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鼓励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对散文的复苏与振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以杨朔、秦牧为代表的一批散文作家，注重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打破了浮夸说教的沉闷空气，积极推动散文走向繁荣。因此出现了**1961 年的“散文年”和其后两三年持续繁荣**的局面。

  • ·抒情散文在这个阶段显得异常活跃。与第一阶段相比，不仅作品数量众多，体裁多样，而且思想深广，艺术上有了明显进步。当时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散文集，如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 潮汐和船》、吴伯箫的《北极星》、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曹靖华的《花》、碧野的《情满天山》 、郭风的《叶笛集》、柯蓝的《早霞短笛》、魏钢焰的《船夫曲》、袁鹰的《风帆》、方纪的《挥手之间》等等。它们争奇斗艳，引人注目，为散文园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和绚丽色彩。

  • ·在前几年通讯报道的基础上，报告文学成为这阶段一支活跃而独立的文学样式。1957 年后出现了《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巴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抢救煤矿工人的接力)} 、《向秀丽》(郁茹)、《万炮震金门》(刘白羽)、《三门峡截流记》(雷加)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另外还有《红桃是怎么开的》(魏钢焰)、《忠心耿耿》(田流)、《毛主席的好战士一-雷锋》(陈广生)、《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风格》(郭小川)、《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穆青)、《小丫扛大旗》(黄宗英)等，表现我国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等。

  • ·杂文创作得到转机和复生。1960 年，《北京晚报》首开“燕山夜话”杂文专栏，邓拓被邀请为专栏作家;接着《前线》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开设 “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杂文专栏，分别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和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五人作为专栏的特约撰稿人。此外，还有由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集体署名的“马铁丁”杂文等**。这些杂文针砭时弊，尖锐泼辣，坚持真理，旗帜鲜明，敢于触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为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民主的空气，与歌颂性的抒情散文、报告文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1.3 1966-1978 年是散文创作的第三阶段，是当代文学史上散文遭遇空前浩劫的非常时期。

• 文革十年，散文创作备受摧残，内容充满“假、大、空”特性，图解政治观念，鼓吹阶级斗争。这阶段民间创作极少，且处于潜在状态，如丰子恺的《续缘缘堂随笔》、郭凤以《山中叶笛》、《花卉·风景画自选》、《松坊随感》为总题的一些散文诗等，“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得以出版。
• 打倒“四人帮”以后，散文创作开始复苏，一方面怀念悲悼式的散文大量出现，如冰心的《怀念老舍先生》，巴金的《怀念萧珊》、茹志鹃的《惜花人已去》等，另一方面是欢庆“四人帮”倒台这一历史性胜利为内容的抒情散文大量出现。如刘白羽的《红色的十月》、袁鹰的《十月长安街》，柯灵的《在历史的激流中》、秦牧的《一九七九的晨钟》、何为的《临江楼记》等，内容上已经与文革的政治化书写完全不同，散文创作酝酿着新变。

1.4 两次创作高潮期

•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 1956 一 1957 年，即“百花时代”。这时期出现的一批作品，试图回归“五四”散文随笔的审美个性意识，而“干预生活”的特写类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散文的批判性传统。

  • 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南颖访问记》和《庐山面目》、许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万全的《搪瓷茶缸》、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杨朔的《香山红叶》等名篇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 1961-1962 年“调整时期”，文学界调整的中心是改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上倡导有限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抒情散文和杂文都表现出新的面貌，以至于 1961 年被人们称作“散文年”。

  • 自 1961 年 1 月起，《人民日报》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就散文创作问题展开专门讨论。柯灵的“文学的轻骑队”观念和****肖云儒的“形散神不散”^{(新潮的文学思想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等散文理论都出现于这次讨论中。

  • 该阶段，散文的艺术品味获得了提高，许多著名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如杨朔的《茶花赋》《樱花雨》《雪浪花》、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樱花漫记》《红玛瑙》、秦牧的《花城》《古战场春晓》、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冰心的《樱花赞》、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于敏的《西湖即景》、翦伯赞的《内蒙访古》等。

二、几点经验教训

1. “左”的文艺理论和讲话观念，持续地、长期地强化制约着作家的思想意识、限制了散文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极大地束缚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

   1. 廉价唱赞歌，只准歌颂，不准暴露;
   2. “干预生活”题材被视为禁区，批判功能丧失，背离了五四以来散文真切表现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

2. 基于一统的思想表现模式，一般散文作家习惯于豪言壮语式的唱赞歌、说大话、假话、空话，八股气、政治说教气鲜明，使散文背离了抒写真情实感的美学原则。

   1. 巴金:“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巴金:《说真话》，《探索集》P88)
   2. 五四以后现代散文充分表现个人气质灵性的传统，逐渐消失。

3. “大我”遮蔽了“小我”，“艺术”被置换为“技巧”，散文创作从主观化走向客观化;个性隐遁，模式僵化等，这些都制约了散文的发展。